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層次、多向度、不斷發展著的思想體系。它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脫離古代文化系統而獨立存在的，有些則可以經過改造而容納到現代文化系統之中。這樣就構成了文化要素之間可離與不可離、相容與不相容的復雜關系。中國傳統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一樣，都具有雙重性。它既有勞動者的文化，也有剝削者的文化;既有統治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也有其沒落時期的文化。

　　關鍵詞：文化,傳統,文學思想

　　毛澤東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區別開來。只有堅持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根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破除傳統文化中與現代生活不相適應的糟粕，繼承和發揚其中具有普遍適用性和長久生命力的成果，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某些國學愛好者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從傳統學術特別是儒家經典中解析出若干超階級、超時代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念，作為我們當今實現現代化的精神支柱，這是一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文化觀。我們并不否認，傳統文化包含許多普遍性的、跨時代的合理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外交等思想理論方面，在安邦治國、品德修養、成就事業等實踐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可資借鑒的寶貴遺產。

　　例如，重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注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養浩然正氣的崇高人格意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注意事物間的相互聯系和發展變化的辯證思維方式;重修養踐履、知行合一、實事求是、不尚玄虛的唯物主義精神;強調整體利益、群體利益、群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政治觀念;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明公私之分、義利之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情操;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勤勞勇敢、不畏強暴的民族精神等等，都是應當繼承和發揚的。然而，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傳統文化的普遍原則與特殊內容是結合在一起的。這就存在“認同”與“適應”不能兼顧的問題。不脫去舊時代的服飾，我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就不適應現時代的需要;而脫去了舊時代的服飾，又難以與“國學”本身相認同。

　　例如，儒家講“克己復禮”，從抽象的意義上看，這個“禮”固然可以視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規范，但在孔子那個時代，“大人世及以為禮”，民主時代到來后，這種“禮”就變成了“非禮”。如果我們舍棄“禮”的時代內容，從抽象的意義講“克已復禮”，就未必是傳統儒學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史上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揭露了封建罪惡的思想根源——傳統儒學的實質和危害，掀起了思想變革的啟蒙浪潮。

　　李大釗尖銳指出：“看那二千余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哪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哪一樣不是犧牲被統治者的個性以事治者?哪一樣不是本著大家族制下子弟對于親長的精神?總觀孔門的倫理道德，于君臣關系，只用一個‘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君;于父子關系，只用一個‘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父;于夫婦關系，只用幾個‘順’、‘從’、‘貞節’的措辭，使妻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男子。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的義務的道德。”這些傳統文化的糟粕，已經成為“歷史的墮力”，阻礙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難道不應該清除嗎?

　　有些人懷著對傳統文化的無盡眷戀，極力從古代儒學中尋找民族復興的內在動力。他們用儒家精神醇化世界的遐想，以儒家“心性智慧”解決現代危機的訴求，既缺少現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又缺乏充足的歷史根據和邏輯力量。這種保守而又浪漫的道德理想主義，不會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太多的文化支持，反而會造成一些思想障礙。就連境外有些學者都認識到：“在一個不復為儒家信仰提供現成表達形式的社會里，生活在那樣嚴苛的標準之下，倘若所需要的正確獻身標準尚未形成，則無論是禮義、教條或者普遍承認的政治社會規范，將給個人內在的獻身帶來巨大的負擔。”

　　早在20世紀初，“國學”就因章太炎等人的提倡而興盛一時。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學研究再次升溫，甚至形成了一股“國學熱”。學術界通過報刊、電視、網絡等媒體對國學的屬性、地位、作用、前景及其與西學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探討，出現了不同立場、觀點、方法、態度的碰撞與交鋒。我們擬從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視角，對如何深化國學研究、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做一簡要分析，以求教于國學和文化研究的同行。

　　據考證，“國學”一詞較早見于《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其教育課程有禮、樂、射、御、書、數，合稱“六藝”。近代以來，在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和激蕩的過程中，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受到了猛烈沖擊，“國學”逐漸衰落。到19世紀60年代，洋務派認識到學習西方技術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薛福成說：“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鄭觀應說：“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非孔孟之常經也。”“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雖然甲午戰爭用嚴酷的事實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但其“中體西用”的文化綱領影響深遠。

　　1906年，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任《民報》主編，成立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并為上海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撰文。他在《民報》上刊登的《國學振興社廣告》規定：國學講授的內容有諸子學、文史學、制度學、佛典學、宋明理學、中國歷史，包含傳統經史子集的主要學科，由此奠定了近現代國學的基礎。魯迅在《關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說，章太炎當時主張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以及尊孔復古的逆流，使人們對當時的國粹主義乃至傳統文化產生了厭倦和反感。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批判孔孟之道、封建禮教“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倡導民主和科學精神，“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0世紀20年代，以梁漱溟、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災難歸因于西方文化的破產，主張以東方傳統文化挽救西方文明的頹運，把中國人和西洋人都導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來”。這股思潮當即遭到陳獨秀、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人的批判。他們指出：東方文化派所心愛的東西，本質上不過是早已處于崩壞狀態之中的“宗法社會的文化”;只有破除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的思想，才能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東方民族的文化才有伸張之日。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CC系發起文化建設運動，大搞復古主義。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散布狹隘保守的民族主義，以反對西方文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陳序經、胡適則宣揚“全盤西化”論進行抵制，他們認為，“中國本位的文化”不過是“中體西用”論最新式的化裝，要反對“折衷”、“中國本位”等空談，要“全盤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中國共產黨人對上述兩種文化思潮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繼承“五四”的科學與民主傳統，倡導“新啟蒙運動”。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考察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和進程，闡述馬克思主義處理中西文化的關系、推進中國文化變革的基本觀點，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的總綱領，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縱觀160多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曲折歷程，不難發現，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本質要求和客觀規律。我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經過六十多年艱辛曲折的探索，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主要表現在：從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而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舊文化，開始確立中國歷史上新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文化事業從少數人掌握、為少數統治者服務轉變為由多數人掌握、為多數勞動者服務，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水平迅速提高。世界近現代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完結了。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只有順應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的本質要求和客觀規律，國學才能興盛起來，并對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較大的貢獻;反之，國學就會衰落下去，最終被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潮流所拋棄。

　　人們之所以對“弘揚國學”、“復興國學”等論斷提出質疑，首先是因為對國學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認識，進而對是否有必要“弘揚國學”、“復興國學”等問題產生了困惑。只有對國學的研究對象即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才能對上述問題做出正確的解答。

　　中華民族如果不從小生產和宗法制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中掙脫出來，就不能完成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和從專制、人治向民主法治的轉變，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就沒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