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漢學，指中國學研究全部范疇，具體表現“在各國及其公民之間或中間、關于各國的交往、由兩個或更多國家參加、兩個或更多國家共有的漢學存在研究格局(日不落語)”。文章發表在《長江文藝》上，是文學期刊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國際漢學,20世紀漢學,漢學趨勢偏向,核心期刊論文發表

　　國際漢學，包括世界漢學和國內漢學兩部分。二戰前后，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后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這一變化自有其必然與進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

　　第一節。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說戰后美國的中國研究后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并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

　　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后，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后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第二節。方法與文獻

　　然而，西洋漢學正統的語文學方法引起一些學者的不滿，在巴黎學派內部，率先起來糾偏的便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漢學家沙畹和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im)的學生，并深受社會學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響。他批評一般舊派的史學家或中國學家，不是僅以考證為能事，就是雖有解釋而仍是以主觀的心理的意見為主，故貌似科學而實極不正確，極不徹底，故遠不如杜氏所倡的社會學分析法為高明。 對于清代考據學的成就，其評價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認為所致力于上古遺留經傳的考訂，進步甚大，但是中國學者向考據這條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遠了一點。

　　中國考據的進步，好像都認為這是批評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響。雖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結果，我該當立刻的說：引起這種考據批評的精神一點也不是實證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評。這種批評的缺點是：專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實。他的原則都是一種用理智眼光來考究圣經的原則，而從來便未嘗致疑于這種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適當的。

　　因此，他倡行將社會學分析法引入中國研究領域，撰寫了《中國古代節令與歌謠》、《中國人之宗教》、《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中國古代之婚姻范疇》等著作，開創了西方漢學嶄新的社會學派。

　　葛蘭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為偽里尋真或偽中求真，乃是將歷史學的內在批評、社會學的同類比較和事實分析三法并用。對于古代文獻記載，其看法是：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筆寫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確定存在的。他從文獻中所搜尋的事實，便是后一類型的社會事實，然后應用社會學觀點，對于事實作一精細的、比較的與全體的分析，以便從中自然而然呈現出一種說明來。

　　依照楊的看法，其《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一書的緒論，不僅是葛蘭言方法論中一個很好的說明書，而且是他向整個的中國學界一種革命的宣言。而首當其沖的對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漢等人所代表的正統語文學派。這一派從沙畹以至于伯希和與馬伯樂，可謂登峰造極。其特長與弱點，已均暴露無遺。……社會學派的最大貢獻即在乎方法。亦正是這樣的方法，乃最能濟語文學之窮而補其短。

　　核心論文發表網提醒您：《長江文藝》創刊于1949年6月，是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刊，原為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聯會刊，被譽為新中國文藝第一刊。多年來倍受選刊和讀者的關注，也是中國27家文學創作類核心期刊之一。目前刊發精選小說，精美散文，精妙詩歌，還有文學評論，報告文學等文體的作品。《長江文藝》務實與創新并舉，現實主義與先鋒精神兼容，追求思想性，但反對脫離時代和生活，追求可讀性，但摒棄華而不實和矯柔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