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現代性自身內涵的模糊和不確定性，故而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也呈現出來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試以魯迅的《故鄉》和沈從文的《丈夫》為例進行比較，來探討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體現樣式。

　　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中，魯迅無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貢獻。從《狂人日記》的編寫到創造和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四大模式，可以說魯迅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不過，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展，卻并非止步于魯迅。馬泰·卡琳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這樣說道，“現代性(常常被視為理性)的雙重沖突——一方面是同傳統，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種對立的對抗現代性)——所導致的那些悖論。”[1] (P337)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和沈從文可能恰好發展了現代性的這兩個分支。

　　“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2](P2)魯迅的文學創作呼應了這一歷史要求，他開始了終其一生的關于中國國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國民性”的探索實踐之路，從而也使國民性話語成為“一個現代性神話”。《祝福》正是這一思潮下的產物。

　　《祝福》中以年關之夜從外地匆匆回到故鄉魯鎮的“我”為視角，展開了整個故事敘述。文中的“我”顯然是一個“現代化”的、擁有現代性精神資源和話語體系的“外來者”，盡管魯鎮是“我”的故鄉，但“我”所接受的文化與環境與魯鎮勢必迥然不同，所以才會對魯鎮的守舊和封建有更為直觀的感受，才會對魯鎮的陳腐感到更深層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與遵循中國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的魯四老爺自然毫無共同話題，所以魯四老爺一見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罵其新黨”。魯四老爺對新事物——或者說是非傳統事物的敵對情緒，還有魯四老爺書房中的陳摶老祖寫的“壽”字、《近思錄集》、《四書襯》等，讓“我”看到了一個國民性的非現代存在——一個沉浸于傳統文化而自得其“惡”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邊遇見祥林嫂，無疑給了“我”更大的刺激。當“我”看見祥林嫂從一個“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臉上有些白胖的女工，變成如今頭發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時，大為震驚。但是，這樣的祥林嫂卻把“我”視為一個“見識得多”的出門人，神神秘秘地來問“我”“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等問題，所以“我”才會有“詫異”、“悚然”、“疑惑”、“吃驚”等反應。形如枯槁的祥林嫂關注的并不是現實自身的溫飽問題，而只是對地獄有無深懷恐懼，封建宗法和傳統禮教制度對她的迫害程度可見一般。也因此，“我”才會從祥林嫂那“間或一輪”的“瞪著的眼睛的視線”中，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悲哀;才會在得知祥林嫂在年關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罵為“謬種”時，發出“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的喟嘆。

　　以有著現代文明價值體系背景的“我”為視角，來觀看、反思魯鎮，無論是講理學的四叔，飽受磨難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衛老婆子，主觀幫人但客觀是幫兇的柳媽，還是魯鎮上消遣祥林嫂的眾人……在傳統的家族倫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淫下的中國國民的素質、精神和狀態的非現代性皆暴露無遺，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封建主義統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種種“國民性”的病象和弱點也得以發掘和呈現。

　　如果說魯迅是在“任個人而排眾數”、“掊物質而張靈明”，以啟蒙者的姿態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以西方現代性精神文化作為啟發國民覺悟和改造國民性的良方，那么沈從文則開出了另外一張改造國民性的藥方，他以田園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條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道路。

　　沈從文認為，“西方、現代和城市在腐蝕敗壞著民族的‘德性’，生成著病態的個體人格和整體的國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優美健康的品質與德性，存在于遠離現代文明和城市的鄉村邊塞和鄉民邊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從文筆下的那個未受現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那里，即使“出現了有如‘覺醒’、‘抗爭’之類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寧靜平和，也不是‘階級意識’或‘階級斗爭’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瀾”。[3](P137)《丈夫》就是這樣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進城去賣身養家的風俗，在現代文明中可能被視為奇恥大辱的事情，在古風古道的湘西似乎卻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這既“不與道德相沖突，也并不違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當時眾多送妻進城營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員。小說通過講述他進城見妻時的所見所聞，展現了其人性從蒙昧而麻木到憤然而覺醒的過程。

　　丈夫進城去看妻子，并未看見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鴇的熱心款待，還有幸與他眼中“督撫的派頭、軍人的身份”的“偉人”——水保聊天。盡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級的 “嫖客”，但兩人的關系，不若現代人眼中尷尬和對立，反而帶了些許平靜和諧的氣味。水保一來，丈夫就學著城里人說話，招待水保。丈夫他為水保找煙、找自來火、拿板栗，水保也并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與丈夫閑話了半天的家常。在這里，我們看不見階級的仇恨和對立，有的只是生命個體的平等與尊重。

　　而最后丈夫一早帶著妻子回轉鄉下去的結局，與其簡單地把其劃歸于階級沖突的產物，不如把它視為是風俗舊習在人性的感召下自然轉化的結果。丈夫從妻子與別人交易時躲在后梢艙上低低的喘氣，到因水保的囑咐感到羞憤，再到老七同醉鬼睡覺時的沉默，再到大娘暗示巡官要來時用“兩只大而粗的手掌捂著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到最終下決心帶妻子回到鄉下去，這一系列舉動無疑是人性蘇醒過程中的產物。因為同他的妻子溫存片刻的、一個要求不算高的夢的破滅，讓丈夫終于明白，在那艘船上，他們毫無尊嚴可言，不僅要遭受身體的侵犯和言語上的侮辱，還要遭受人格和權利的踐踏。所以丈夫的男性尊嚴和自然人性也在最后得到了徹底的蘇醒與解放。年青的夫妻終于有了反抗習俗和命運的勇氣，選擇“離開碼頭”這一全新的道路夫婦離開了使鄉下婦女墮落異化的城市,一起“回轉鄉下去了”,在那里，他們或許能夠重溫恬靜、和美、健康的鄉下夫妻生活。

　　在《丈夫》中，不論是老七、大娘、水保還是丈夫，他們都活得自然、健康、不做作。盡管那個社會依然存在著不符合人道的習俗陳規，但是人生的悲喜劇及風俗舊習都隨著自然人性而得以轉化。沈從文認為，這樣遠離現代文明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50)是治愈老邁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的一劑良藥，而這個藥方不會造成像現代文明給城市人們帶去種種不幸的惡果。

　　青少年時期于南京求學和留學日本的經歷，讓魯迅接受和認同了西方知識價值體系，他“認為西方社會和文化是現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是值得模仿搬用的;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蠻的、非理性的，是需要被克服、被遺棄的” [5](P94)，因此魯迅以現代文明為鏡角觀看和反思中國。魯迅曾在《文化偏至論》中說到，“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流于暗淡。”所以魯迅以發掘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國民性的弱點和弊端作為他反思現代性的突破口。他對于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貫穿著他的“改造國民性”的理想和精神解放的歷史欲求。

　　“中國的現代性起源于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于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6](P17)魯迅以在鐵屋中吶喊的方式，喚醒沉睡的中國人，冀圖實現人的現代化，從而使國家免于流落到淪喪的地步。而沈從文卻放棄了當時大多數讀者的期待視野，他“以超前性的眼光觸摸到了歷史的暗流，敏銳的洞悉了理性與文明對人的本真性、豐富性的蝕空。悲憫慨嘆人存在本身的危機，痛惜人的內涵正日漸削減、稀薄。”[5](P96)所以沈從文以構筑供奉 “人性”的“希臘小廟”的形式來反思和質疑現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診斷“國民毛病”、“修正現實”的文學理想，而我們也從中看到了沈從文對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的解讀。

　　魯迅和沈從文，一個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來批判傳統，要求該“改造國民性”和精神解放，一個站在現代化洪流中以傳統來反觀現代文明、反思現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來實現民族精神重造，盡管關注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地為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美] 馬泰·卡琳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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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逄增玉.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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