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今多元文化時代，比較文學的“危機論”不斷高漲，國內外學界紛紛探尋新的出路，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徑，其中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嘗試。二者各具特色，都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知度，尤其是變異學理論，雖然產生較晚，但發展勢頭不容小覷。本文通過研究發現，它的出現是對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一個整體性補充。最后，本文提出，作為一名比較文學學者，我們不能唯西方學術論，在借鑒外國理論的同時，堅持本我立場，來思考和探索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未來之路。

　　關鍵詞：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美國學派;變異學

　　一 引言：在“危機”中前進的比較文學學科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擁有近兩百年的歷史。因其自身的靈活性，該學科自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各種爭議，有的甚至發展演化為所謂的“危機”。然而，爭議與“危機”并沒有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絆腳石。在學者們的努力下，每一次“危機”都最終轉化成比較文學向前發展的一次轉機。總體來說，截至目前比較文學學科共遭遇了三次大的“危機”，其中第一、第二次“危機”都分別被“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成功拯救，而身處當下多元文化時代的第三次“危機”還沒有徹底解除，比較文學家們還在試嘗百草，以期找到真正的靈丹妙藥。

　　第一次學科“危機”由意大利學者克羅齊(Bendetto Croce， 1866—1952)對比較文學的責難為導火索展開。克羅齊認為，比較文學只能算是一種不科學的比較的方法，不能夠成為一門學科。面對這一質疑，以法國學者為代表的比較文學家們，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法國學派”，在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感召下，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秉承“比較文學應具有科學性、嚴密性與體系性”的觀點，將研究的范圍縮小，指出 “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而是“國際文學關系史”①。通過放棄“比較”、注重“關系”，“法國學派”順利消除了克羅齊引發的質疑，但正是這種“過于強調事實關系、忽略文學性”的做法，使比較文學陷入了第二次“危機”之中。

　　1958年，韋勒克(René Wellek)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上指出了“法國學派”的問題，闡述了“美國學派”的觀點，主張回歸文學性。隨后，“美國學派”的雷馬克(Henry H. Remak) 進一步闡述，將比較文學定義為“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②。這一定義的出現，使比較文學成功跳出了“法國學派”研究的瓶頸，不僅回歸了“文學性”，而且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但是，“美國學派”的研究也并非完美無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們研究的范圍迅速擴大，研究內容“千羅萬象”，給比較文學帶來了新的麻煩。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多元文化時代的到來使比較文學學科發生了改變，“比較”被無限放大，“文學性”被棄之一邊;與此同時，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理論、女性主義、跨學科研究等各種新理論的涌現，導致了學科的“泛比較文學化”。在這種學科發展態勢下，一些比較文學學者如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注意到了當中的危險，提出比較文學再一次陷入了“危機”，并在某種程度上趨于“死亡”。于是，比較文學學者們紛紛反思，開始尋找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新方向。截至目前，比較文學學界已經進行了諸多努力與嘗試，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嘗試分別是在西方學界獲得“重生”的世界文學和中國學者提出的變異學理論。

　　二 世界文學——西方學者應對學科危機的新策略

　　1.多元文化時代下的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是西方學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應對策略，它不僅提倡回到文學研究，而且關注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性”元素，成為了近些年國際比較文學學界尤其是西方學界關注的焦點，出現了諸多對其進行界定的理論性嘗試。比如，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其專著《文學世界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中指出：“真實的世界文學，除了杰作之外，還應包含邊緣作家的作品。”③在探尋將邊緣作家的作品納入世界文學大廈的路徑過程中，卡薩諾瓦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指出全球文學領域的不平等。與卡薩諾瓦異曲同工的是，美國學者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reti)也將世界文學描述成一個“不平等的整體”，認為“世界文學實際上是一個充滿變化的系統;正是這種變化性，將系統構成了一個不均衡的整體。”④莫萊蒂強調，他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不同于歌德和馬克思所希望的“一致性”。在他看來，身處多元文化時代的世界文學，應該是由各種各樣的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構成;這些作品不分國別，既有來自歐美國家的，也有出自非西方作家筆下的。與卡薩諾瓦和莫萊蒂看法不同，桑德拉·伯曼(Sandra Bermann)將“世界文學”視為一個 “專門研究外國文化與主體文化相遇的空間”⑤。蘇源熙(Haun Saussy)更看重世界文學作為集合的概念，認為 “應該去發現全世界文學交流的結構，挖掘作為全球文學史的世界文學典范，探索文學流派的國際流傳史。”⑥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指出世界文學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這種模式既適用于單獨的作品，也適用于物質實體，可同樣服務于經典名著與新發現作品的閱讀。”⑦在達姆羅什看來，流通、閱讀與作為有效閱讀方式的翻譯，是評價一部世界文學作品的關鍵因素。阿里·貝達德(Ali Behdad)與多米尼克·托馬斯(Dominic Thomas)則把世界文學看作是一種“探索文學的流傳、生產、接受和闡釋新模式的框架”⑧。此外，謝平(Pheng Cheah)將世界文學描述成一種“制造世界的活動”⑨。

　　2.世界文學所被賦予的學科發展重任

　　在這股研究熱潮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堅信世界文學可以解決比較文學學科的現有危機，成為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比如，克萊門茨(Robert J. Clements)早在1976年就曾預言“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⑩。希利斯·米勒(Hillis J. Miller)也曾提過，比較文學有兩個發展趨勢，其中“一個選擇是世界文學”11;后來他在2011年又專門撰文《全球化與世界文學》，明確指出當今時代“是世界文學的時代”12。 大衛·費里斯(David Ferris)也在2011年提出，“比較文學現在必須變成世界文學”13。在多明戈茲(César Domínguez)、蘇源熙及比利亞努埃瓦(Darío Villanueva)看來，作為跨文學理論的比較文學將最終走向世界文學，因為“跨文學理論的最終目標是為世界文學提供解釋。”張隆溪的專著《從比較到世界文學》(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從書名到內容都明確指向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在他眼中，“當今世界文學的崛起絕對是一種趨勢。”14總之，世界文學成為比較文學發展的趨勢在西方學界已基本成為一種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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