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銀保倡議聯盟的穩定性是指銀保倡議聯盟在內外部環境出現一定程度的改變情況下，各聯盟企業之間合理有序和協同程度。共生通常指共生單元在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互利互惠的關系，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構成了共生的三要素，其中共生單元是構成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單位，共生模式是共生單元之間互利互惠的方式，共生環境是共生關系存在發展的條件。

　　一、引言

　　目前關于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方面的相關文獻還相對比較少，而針對倡議聯盟的穩定性影響因素方面研究則積累了較多的文獻，馬斌和張國艷(2011)從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提出了影響倡議聯盟穩定性的因素，其中先天性因素主要有聯盟伙伴和聯盟類型的選擇，后天性因素則主要有包括利益分配、管理成本、信任、道德風險、成員間關系變化及外部環境因素。任遠(2009)認為影響倡議聯盟穩定性的因素主要分為內部企業的匹配程度、企業之間收益與風險的對稱程度、企業之間合作程度、企業之間目標一致性以及企業之間文化的協同程度五個方面。蘇曉華和季曉敏(2008)從倡議伙伴選擇、聯盟類型、聯盟倡議適應性以及聯盟雙方信任程度等因素人手，對跨國巨頭柯達與中國本土企業樂凱之間跨國聯盟的解體進行深入分析，得出聯盟伙伴之間的倡議適應性、聯盟內信任機制構建對增強聯盟穩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劉云和梁棟國(2007)從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兩個角度提出了影響跨國公司倡議聯盟穩定性的影響因素，其中外生因素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經濟因素、技術因素，內生因素包括聯盟類型、合作伙伴關系的匹配性、沖突管理有效性和信息溝通渠道的通暢性。劉曉燕和阮平南(2007)通過研究發現聯盟內的企業生態密度和構成企業的破產率之間的關聯系數是正的情況下，倡議聯盟表現出相對較弱的穩定性程度，相反，如果關聯系數為負的話，倡議聯盟則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程度。蔡繼榮和郭春梅(2007)通過分析發現企業資產產權單一特征以及聯盟中企業之間相互交易頻率將會對企業倡議聯盟的穩定性存在正向的作用。王裙(2008)也通過分析發現聯盟成員放棄倡議聯盟資格的費用大小對倡議聯盟的穩定性將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文獻研究，從協同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目前關于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的提出缺乏理論依據和實證檢驗。因此，本文以共生理論為理論出發點，開發出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量表，在此基礎上通過問卷調查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對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和識別。

　　二、量表開發與問卷調查

　　(一)量表開發

　　本文將參考共生理論的基本觀點，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角度，提出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潛在影響因素量表，如表1所示。

　　表1中列的變量因素并不都會對銀保倡議聯盟的穩定性產生影響，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并不對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發生作用。本文將針對這17個影響因素變量制定調查問卷，通過對相關金融學者和管理人員發放問卷，調查這17個因素對于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對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進行有效識別。

　　(二)問卷設計與調查

　　調查問卷將主要運用Likert的5分量表，打分從5到1表示影響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的程度為非常大、大、一般、小和非常小。調查問卷的制定具體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參考國內外關于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的研究文獻，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三個層面對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的量表進行設計。第二階段：咨詢與本文作者熟悉的金融保險研究領域的專家和學者(2位教授、3位副教授及5位博士生)，獲取這些人員對本文設計的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初始量表合理性建議，在此基礎上對調查問卷進行完善。第三階段：對作者認識的5位銀行和保險公司員工進行預測試，根據這些人員對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量表題項的語言表達合理性意見對問卷進行完善，從而形成調查問卷的最終稿。

　　問卷調研分為以下發放和回收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對北京、貴州及大連的相關銀行和保險企業的人員發放問卷，合計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回收208份。第二階段：對回收后的208份問卷進行仔細檢查，對一些回答不完全或者回答混亂的問卷進行甄別，最終獲得有效問卷192份。

　　三、實證分析

　　(一)信度與效度檢驗

　　1.信度檢驗

　　信度檢驗方法主要采用計算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量表各題項的Cronbach’s alpha系數，運用SPSS12.0軟件獲得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總體量表和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值，其中，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總體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值為0.759，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值也均大于0.7，這說明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總體量表和子量表的信度較好。

　　2.效度檢驗

　　本文的問卷經過相關文獻研究結果總結、專家確定以及問卷測試三個階段確定，量表既概括了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研究文獻的已有成果，又結合了銀保倡議聯盟的具體特征，并且經過了小樣本測試;同時，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在被調查對象選擇方面也做了嚴格規定，因此可以認為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量表的效度較好。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通過運用因子分析法將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歸類為少數幾個因子，因子分析首先需要進行KMO統計檢驗和巴特萊特球度檢驗，從而獲知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變量能否后續進行因子分析。

　　1.共生單元

　　運用SPSS12.0軟件對本文設計的5個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共生單元因素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共生單元因素的KMO統計量為0.738，巴特萊特球度檢驗的P值為0，這反映出本文調查獲得的共生單元因素數據適合作因子分析，由此通過運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共生單元因素進行因子分析，獲得的共生單元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數據見表2。獻率為81.68%，超過了80%，這說明可以提取前面兩個公因子，其旋轉載荷矩陣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量表中的共生單元變量可歸為兩個因子。“成員的信譽”“成員技術水平”和“成員市場實力”構成了因子1，它們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55.1%，這三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單元的競爭態勢，因此可以將“成員的信譽”“成員技術水平”和“成員市場實力”這三個因素組成的因子1命名為競爭水平維度。“成員財務狀況”和“成員風險控制能力”構成了因子2，它們共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26.58%，這兩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單元的管理特征，可以將“成員財務狀況”和“成員風險控制能力”組成的因子2命名為管理水平維度。

　　2.共生模式

　　運用SPSS12.0軟件對本文設計的3個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共生模式因素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共生單元因素的KMO統計量為0.812，巴特萊特球度檢驗的P值為0，這反映出本文調查獲得的共生模式因素數據適合作因子分析，由此通過運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共生模式因素進行因子分析，獲得的共生模式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數據見表4。

　　從表4發現，第一和第二個因子的累積貢獻率為82.04%，超過了80%，這說明可以提取前面兩個公因子，這兩個公因子的旋轉載荷矩陣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量表中的共生模式變量可歸為兩個因子。“文化兼容程度”“目標協同程度”和“業務互補程度”構成了因子1，它們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59.48%，這三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模式的匹配水平，因此可以將“文化兼容程度”“目標協同程度”和“業務互補程度”這三個因素組成的因子1命名為匹配水平維度。“信息共享程度”和“溝通順暢程度”構成了因子2，它們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22.56%，這兩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模式的融合特征，可以將“信息共享程度”和“溝通順暢程度”組成的因子2命名為管理水平維度。

　　得到共生單元因素的KMO統計量為0.716，巴特萊特球度檢驗的P值為0，這反映出本文調查獲得的共生環境因素數據適合作因子分析，由此通過運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共生模式因素進行因子分析，獲得的共生模式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數據見表6。

　　從表6可以發現，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因子的累積貢獻率為81.38%，超過了80%，這說明可以提取前面三個公因子，這三個公因子的旋轉載荷矩陣如表7所示。

　　從表7可以發現，“地理位置好壞程度”變量在公因子1、公因子2和公因子3的載荷差小于0.1，說明“地理位置好壞程度”變量對這三個公因子解釋力均較弱，需要刪除這個變量。由此對剩余的6個變量再作一次因子分析，通過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得到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如表8所示。

　　從表8可以發現，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因子的累積貢獻率為80.13%，超過了80%，這說明可以提取前面三個公因子，這三個公因子的旋轉載荷矩陣如表9所示。

　　從表9可以看出，量表中的共生模式變量可歸為兩個因子。“市場完善程度”和“經濟景氣程度”構成了因子1，它們反映了共生環境總方差的34.94%，這兩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環境的經濟特征，因此可以將“市場完善程度”和“經濟景氣程度”這兩個因素組成的因子1命名為經濟環境維度。“政府干預程度”和“法律限制程度”構成了因子2，它們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26.88%，這兩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環境的政治特征，可以將“政府干預程度”和“法律限制程度”組成的因子2命名為政治環境維度。“社會信用程度”和“公眾支持程度”構成了因子3，它們反映了共生單元總方差的18.32%，這兩個變量主要反映了共生環境的社會特征，可以將“社會信用程度”和“公眾支持程度”組成的因子3命名為社會環境維度。

　　可以看出，通過因子分析可以將初始的17個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初始影響因素歸結為7維度、16個變量構成的影響因素集，見表10。

　　四、結論

　　本文運用共生理論的相關知識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三個層面提出影響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的17個潛在因素，在此基礎上通過設計問卷并進行實際調研。通過對調研問卷進行整理和統計之后，運用SPSS12.0統計分析軟件對調查結果依次進行信度檢驗、效度檢驗和因子分析，識別出對銀保倡議聯盟具有顯著影響的競爭水平、管理水平、匹配程度、融合程度、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7個因子維度。其中競爭水平包括成員信譽、成員技術水平和成員市場實力三個因素，管理水平包括成員風險控制能力和成員財務狀況兩個因素，匹配程度包括文化兼容程度、目標協同程度和業務互補程度三個因素，融合程度包括信息共享程度和溝通順暢程度兩個因素，經濟環境包括市場完善程度和經濟景氣程度兩個因素，政治環境包括政府干預程度和法律限制程度兩個因素，社會環境包括社會信用程度和公眾支持程度兩個因素，從而為銀保倡議聯盟穩定性的管理機制研究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任遠.企業倡議聯盟穩定性的影響因素研究[J].生產力研究，2009，(22)：225-226.

　　[2]蘇曉華，季曉敏.倡議聯盟穩定性影響因素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08，22(4)：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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