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武術文化蘊含著深邃的古代思想精華，對此進行深入挖掘與恰當呈現，顯然十分有利于提升電影的精神品位、增強其民族風格。武術以攻防格斗的動作為主體形態、以套路為基本單位，是中華民族在歷史演進中不斷創造積累起來的一種傳統文化，它融匯了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儒、道、佛等多元理念，蘊含著豐富的古代思想，被視為“國粹”之一。陰陽五行是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其中，“陰陽離合”(《內經》)觀念是武術技擊理論和方法的核心，由此衍生的剛柔、虛實、動靜等陰陽關系的對立統一與相互轉化機制，在大多數拳術或器械套路中都有運用。本文選自：《中國電影市場》是宣傳黨和政府關于電影發行放映的方針政策交流國內外電影市場信息宣傳行業干部職工先進人物先進事跡交流業務技術經驗是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以研究電影產業經濟報道電影市場動態宣傳電影產業政策統計電影市場相關數據為主兼顧電影行業內的學術成果展示電影藝術創作分析評論的國內唯一電影經濟類期刊自創刊以來緊扣我國電影事業發展的脈搏抓住電影產業改革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以資訊覆蓋廣泛學術成果權威產業動態前瞻數據統計嚴謹而受到廣大讀者和相關從業人員的喜愛。“五行”觀念則進一步認為:所有事物相互間都存在著相生相克、互利互害的可能。這些理念使武術活動注重剛柔相濟、內外呼應、動靜結合、虛實相生，豐富完善了武術技法和理論體系。儒家文化認為:要實現“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的政治抱負，就應重視武藝軍旅之學。《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主張“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這些學說讓統治者十分受用，因此也極大推動了技擊武術之拓展。此外，儒家講求的“仁、義、禮、智、信”以及經世致用等哲學觀念，也深刻影響了武術的倫理價值觀。

　　關鍵詞：電影文化,藝術特點,文化產業

　　道家哲學對武術的指導更為具體。老子強調“反者道之動”，若此則可“致虛積”“守靜駕”。進而，便能夠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是至堅”(老子《道德經》第43章)……顯然，在太極拳等項目中所強調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以慢制快等理念，無疑直接體現了老子思想。莊子主張“夫大道不稱……大勇不忮”(《莊子•齊物論》)，由此指出了武術的至高境界———擺脫招式、技能與器械束縛，追求一種心胸開闊、至剛至大的精神境界。當然，對武術文化影響最大的還是佛教。相傳，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來華后首創了“少林拳”，在此基礎上，原先散落各地的拳術、散打、器械和功法，才逐步衍生為少林、武當等多種武術流派，并最終形成了“中華武術體系”，武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也才得以奠定。佛門武術講求五戒十善、恩威并濟、悲智雙運———既要有慈悲的攝受，也要有武力的折服，如此才能捍衛公理、伸張正義。顯然，佛教給武術注入了慈悲、智慧、勇敢等理念，升華了武術的精神，制約了利用武術去爭強斗狠的惡劣傾向。可見，我國武術文化在形成過程中，蓄積、負載了大量精辟的傳統思想。可以說，武術的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浸染著濃郁的民族精神與氣質。因此，在那些采用了武術元素的影片中，便常常呈現出鮮明的中華風范。此外，武術活動在傳播傳統思想觀念時，很少直接訴諸赤裸的教化或灌輸，而是將思想觀念的傳播蘊含在武術行為當中，讓習武者在演練或交鋒中去頓悟、領教其精髓。武術這種傳達理念的方式，顯然很符合電影創作的藝術規律———讓觀眾通過觀看銀幕故事去感受微言大義，《俠女》(1971)、《少林寺》(1982)、《武當》(1983)、《推手》(1991)、《臥虎藏龍》(2000)等影片都屬此類杰作。可見，武術在賦予電影視聽奇觀的同時，也顯著提升了電影的精神境界。

　　武術是植根于華夏文明廣袤土壤之中的奇葩，無論是大象無形、大方無禺的“內功”，還是形象直觀、剛柔并濟的“外功”，任何武術行為都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與其他民俗文化因素總會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體現于電影中的武術行為同樣如此。事實上，電影中的“武打”場面并不單純局限于武術范疇，而是在“練”與“打”的過程和方式中，融合了大量鄉土禮儀、歲時節日、南北民居、亭臺樓閣、琴棋書畫、戲劇舞蹈、雜技馬戲、神話小說以及民間服飾等“非武術”元素，這樣就把一次次劍拔弩張的“武術搏斗”，烘托、衍化成了一場場美輪美奐的的綜合表演，不僅使電影中的視聽形象異彩紛呈，而且包容了更加豐厚的文化底蘊。如《黃飛鴻》系列影片中的“舞獅”場面，就兼有武術、雜技、民間音樂、傳統服飾與歲時節日等諸多文化信息。再如影片《英雄》更是將書法、古琴、服飾、戲曲、建筑，乃至“意念”等多種文化元素，有機整合到了一個以武犯禁的“刺秦”故事中，從而相當完美地、多側面地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此外，電影中的“武術場面”還有一定的心理、情感詢喚功能。在影片《醉拳》中，師傅傳授給徒弟一套名曰“醉八仙”的醉拳(以傳說中的“八仙”命名的八個套路)。顯然，這個情節不僅使影片變得更加有趣，而且還能讓觀眾聯想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傳說，以及蘊含其中的諸多民間故事與傳統情懷……在影片《少林寺》中，有一段主人公苦練“梅花樁”的場面。可以說，“梅花樁”在這里既是一種練武的設施，也是一種品格的象征———梅花素有“國花”之譽，代表著民族精神;此外，其傲雪怒放的秉性還寄寓著逆境成長的不屈性格。編導在影片中作這樣的情境設置堪稱用心良苦、意味深長。此外，影片中那一系列構圖精美、虛實相間的畫面，也散發著中國畫般的審美意趣。

　　可見，當銀幕上呈現出某種武術行為時，往往也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同時展示著其他民俗事項，這樣就形成了“復合效應”———從直觀感受和心理聯想兩個層面，共同作用于觀眾的情感，從而使電影所負載的民族意味顯得更加蘊藉飽滿。武術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民俗，還一向貫穿著懲惡揚善、濟世救民的道德情懷與俠義精神，負載這種“價值內核”的民間傳奇故事有著極強的影響力。可以說，“傳奇故事”讓人流連忘返、欲罷不能;“俠義情懷”叫人心向往之、境界提升———而這兩者都是電影賴以凝聚觀眾的重要因素，加之武術還有與生俱來的視聽魅力，因此任何一個與“武”或“俠”有關的故事，都能被改編為雅俗共賞的影片。例如，《水滸傳》《今古奇觀》《江湖奇俠傳》等小說，以及圍繞花木蘭、梁紅玉、黃飛鴻、霍元甲等武林志士所演繹的大量民間傳說，還有金庸、古龍、梁羽生等幾位當代武俠文學大師的作品，都曾多次被改編為熱門影片。史博公顏匯成:論武術在電影文化構建與傳播中的功能傳播藝術與藝術傳播武術以及由此衍生的“武俠文化”，總與“英雄氣象”結伴而行，把這些元素整合運用于電影，無疑能夠充分迎合大眾的“英雄崇拜”心理，這也是讓電影樂此不疲的另一重要原因。進一步來看，那些俠肝義膽、替天行道的英雄所負載的，正是一種匡扶正義的普世情懷，因而此類影片在世界各地都會大受激賞。事實上，《王氏四俠》(1927)、《木蘭從軍》(1938)、《黃河大俠》(1987)等影片，正是以一個又一個舍生忘死、護佑眾生的英雄形象，一樁又一樁痛快淋漓、善惡必報的銀幕傳奇，滿足了一批又一批觀眾的豪杰夢想，“武俠功夫片”也據此贏得了可持續發展的國際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