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升級,以8月15日香港14名登島保釣人士被日方逮捕事件最激烈地引發了中國民眾對日本當局的仇恨。9月15日,西安眾多愛國者于鐘樓、小寨等地游行示威,表達主權訴求與仇日情緒。但游行者在拉橫幅、喊口號之余,竟對日系車、日本產品專賣店等展開了打砸搶的大規模暴力犯罪行為。

　　一、草根“麥克風”發出的自媒體時代強音

　　2012年9月15日,新浪微博用戶主頁右側的熱門話題榜中增設了一個新詞條——“理性愛國”,與之相關的微博成為繼宜黃強拆案、7·23動車追尾事故等話題后的又一起傳播速度極快且的熱門話題。新浪微博的“熱門話題榜”,是通過對影響力、轉發及評論數等因素的整合評估形成的,數目龐大的草根用戶往往在相關信息傳播的選擇上呈現聚合狀態。一般地,一個熱門話題,僅靠坐擁上萬粉絲的加V用戶自娛自樂其實不易形成,更需大量草根的互動傳播作為助動。

　　事情是這樣緣起的:由于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不斷升級,西安等城市爆發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后演變為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一時間微博上對此事件的實況報道大量涌現。新浪微博一位僅有300余粉絲的西安用戶“@田維Paolo”于15日當天16︰37發出一條微博“剛接到我爸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西安玉祥門數十輛日系車被砸,局勢失控,一位車主下車阻止愛車被砸,被一棍擊中頭部,生命垂危!!!!”這一新聞快報型微博因得到多名加V用戶轉發從而獲得一定程度擴散。后“@田維Paolo”親臨現場拍攝實況照片,其中一張被砸日系車車主收拾殘骸的圖片被商界新媒體事業部財視網新聞中心主任“@SJ翔宇”轉發,獲得逾120條轉發。

　　對于西安9·15事件,新浪微博上大量類似“@田維Paolo”草根用戶皆轉型為“戰地記者”,躬親現場直播暴力事件,他們在9·15事件期間制傳的新聞報道數量遠遠超過媒體官微對相關事件的制傳量,成為信息傳播的主力軍。這次草根網民向新聞記者的轉型,佐證了“自媒體時代”的題中之義(根據百度百科):以個人傳播為主的媒介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新聞傳播者。這種媒介基礎憑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聞自由度顯著提高,傳媒生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

　　微博傳播新形態。在中國,自媒體的集中形式以及自媒體新聞產品的制傳載體即為“微博”。微博一直沒有權威而精準的定義,根據維基百科的釋義,“微博又稱微型博客,是一種允許用戶及時更新簡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開發布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許任何人閱讀或者只能由用戶選擇的群組閱讀。”李開復則解釋為,“微博就是每次發布不超過140個字的微型博客。”微博傳播與傳統媒體傳播呈現出以下區別:

　　相對比之下,微博是唯一一種互動性與開放性兼強的媒體。

　　二、西安之“殤”——“9·15事件”背景介紹

　　日系車主李建利顱骨被打骨折是9·15事件中暴徒施暴的典型案例。媒體人江雪在《“九一五”:西安之痛》中寫道:“那是在9月15日下午5點多,李建利開著自己家那輛白色卡羅拉經過環城西路……車到玉祥門和西門之間的路段,走不動了。這時,對面路中間來了一隊游行的人……一個穿白色T恤的男子,跳了過來,舉著手中的U型鋼鎖,向他頭頂猛砸……這一擊是致命的,導致顱腦開放性嚴重骨折。從醫院的透視片子能清晰地看出,李建利的一塊顱骨斷裂凹了進去。在長達4個多小時的搶救手術中,醫生取出了一大塊和一小堆被砸碎的顱骨……”

　　打砸搶的暴力行為被認為已然異化了愛國主義樸素訴求的原始初衷。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學教授王天定于10月2日發微博說:“西安的9·15事件,呈現明顯的組織化特征,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有人專門組織了一些爛仔肆意打砸搶,組織者與爛仔各有所求,前者是制造混亂,后者都是爛命一條,先拿三瓜倆棗,亂中還可乘機搶劫。所以,打擊那些爛仔是必要的,但重點是要抓住那些組織者。”除了王天定等專家學者、江雪等媒體人對此事件的學理性解讀和專業化報道外,其他網民亦積極表達觀點。如網友“@不要讓我吃香菜”在微博上發表評論說:“我大西安9·15那天的抗議活動顯然已經成為不理性愛國行為的典型了。”草根用戶的積極關注與活躍表達促成了這起事件備受矚目的效果。

　　三、關于“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的問卷調查及案例研究

　　(一)負面新聞信息釋義

　　根據丁柏銓、陳相雨《“負面新聞”及相關概念辨析》一文的釋義,西安“9·15事件”應屬“負面新聞信息”。

　　該文稱,“它(負面新聞信息)與負面新聞殊異。在語義表述上,負面新聞中的負面,將報道題材與報道效果相混雜;而負面新聞信息則明白無誤地說明只是制作成新聞作品的事實帶有負面性質。就此而言,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如果一定要使用負面新聞概念,那么就須特別說明究竟是報道題材屬于負面,還是報道效果屬于負面,以免產生歧義。負面新聞信息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發生的、不可抗拒的事實[1]。信息可以是事實,而事實具有原生質的特點,其本身不包含人們主觀的價值判斷。信息也可以既是事實又包含人們一定的價值判斷。關涉自然災害、犯罪等的新聞信息,無疑都屬于負面信息。負面的新聞信息所表達的意思是明確的,根據新聞事實存在的狀態就可以判斷。[2]”

　　由此可知,9·15事件屬于“負面新聞信息”。它廣泛引起了民眾的負面情緒,達到了破壞功能(如破壞西安的城市形象、市民間的和諧互信)、瓦解功能(如瓦解西安人的地域優越感、凝聚力、外地人來西安的旅游意向等)、腐蝕功能(如腐蝕了公民對于一部分人的信任度,使人產生道德傾斜),以及煽情功能(如煽動起一部分人的愛國熱情、公民個體間的相互仇恨等),這皆符合丁柏銓、陳相雨在文中所謂的“事實攜帶的負面性質”。

　　(二)本地問卷調查分析

　　橫向來講,西安在9月1日至10月1日間發生了不少“正面新聞事件”。如:9月2日西安PM2.5數據達優極天標準;9月26日,陜西衛視改版儀式啟動;9月29日,深圳直達西安的高鐵開通;9月29日,西安市推出1億元科技創業種子投資基金;10月1日,陜西省圖書館“換書市集”正式開張等。

　　縱向上講,西安在近年亦不乏正面事件。最有名者如2010年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的召開、曲江觀光輕軌的竣工(2012年10月)等。相比于“9·15事件”在微博上的傳播,上述新聞并未在微博上產生可以相提并論的轟動效果。為證明這一結論、了解獲知“好事”與“壞事”各自的人數及其獲知途徑,我向100位非西安本地市民的游客發放了問卷,以期獲得直觀、可靠的數據。

　　問卷調查地點為西安市回民街、大唐通易坊、大雁塔北廣場以及騾馬市步行街等四地。問卷調查對象為在西安旅游或長期工作的外地戶籍人口。問卷涵蓋問題有三:(1)是否聽說過西安“9·15打砸搶燒事件”?從何得知?(2)是否聽說過西安曲江輕軌竣工事件?從何得知?(3)是否聽說過西安世園會?從何得知?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1)有86人知道西安“915事件”,其中72人通過“微博”得知;另14人中,有2人通過“電視”,12人通過“人人網”(人人網是與Facebook傳播形態相似的自媒體)。(2)僅有16人聽說過西安曲江輕軌竣工之事,其中6人通過“電視”得知,6人通過“微博”,其余4人未填寫得知途徑。(3)有57人聽說過西安世園會,主要通過傳統媒體和微博雙向得知。

　　從問卷結果可知,86位“壞事”知曉者中有72位通過微博得知,占這部分樣本總數的83.73%;而“好事”知曉者中,只有不到40%是通過微博獲知,遑論好事的知曉者人數本身僅占總樣本的16%。知道“壞事”者數量遠超知道“好事”者數量,且“壞事”得知渠道主要是微博等自媒體。

　　由此我先預設一個假想:微博“偏愛”負面新聞信息。通過下面的媒介內容分析進一步對此證明。

　　(三)外地媒體報道分析

　　我選取《瀟湘晨報》與《重慶時報》的官方微博作為研究樣本,以期獲得對該議程的佐證。

　　《瀟湘晨報》與《重慶時報》均為綜合性都市報,前者以長、株、潭為中心,面向湖南全省城鎮發行,其官微則貼近“綜合性”定位、涉及各地新聞。后者也以本地市民為受眾群,新聞內容綜合性強。選擇這兩份報紙的官微作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考量:1.兩者對西安來說均屬“外地媒體”,更利于觀察外地媒體對“9·15事件”的關注度,從而挖掘微博傳播者甄選信息的標準;2.兩份報紙均屬綜合性都市報,雖分別為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及重慶市總工會(投資體系為人民日報華聞控股華商報業)等行政機關主管,但不屬“黨報”范疇,其新聞在編輯和采寫方面呈現多元化、寬口徑、接地氣特征,利于實務研究;3.兩報官微均有大量粉絲,分別為177萬和71萬(截至到2013年2月上旬)。

　　首先研究《瀟湘晨報》。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間,《瀟湘晨報》官微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17條。其中:7條是關于“9·15事件”的報道,其中正面新聞信息1條(《西安青年李昭街頭舉牌:前方砸車 日系調頭》,這條新聞屬于以負面新聞信息為背景依托的正面新聞信息)、負面新聞信息6條。其余10條無關西安“9·15事件”的微博中,負面新聞信息2條(分別為《上萬學生冒雨參加校慶 校方稱學生強烈要求》以及《左右不分?患者右腳骨裂左腳被手術》);正面新聞信息5條,分別為《湖南妹子獲2012年環球旅游小姐國際大賽中國賽區季軍》(比賽在西安舉辦)、《國慶長沙-西安坐動車6小時搞定》、《西安酒店申請更名為“釣魚島酒店”獲批》,以及《英國“活雷鋒”賣家產來西安做慈善7年 給流浪漢發包子》。其余4篇為中性新聞信息,分別為《西安一小學讓近3000學生躺在課桌上午睡》、《西安“造湖運動”:擬投百億造28個湖》、《長頸鹿算什么,這是坐貨車的“喬布斯”》,以及《長沙乘高鐵到西安二等座票價59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