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我國長期以來的情況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錯誤地夸大了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也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推進自由的積極作用。有種偏激的說法就認為，新聞媒體和政府是天生的敵對關系，只有跟政府對著干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表現(xiàn)。由于我國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效應。就業(yè)、醫(yī)療、房價等多座大山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衍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些人將矛頭直指政府，導致政府的信譽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種對公權力的“原罪”印象。

　　論文關鍵詞：密爾;自由主義;積極的自由;中國新聞實踐

　　一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權力的對立面，不加分析地“大聲疾呼”。然而應該看到，當理性思維受到情感的過度影響時，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言論自由不是新聞媒體的一己私利，不是隨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特別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簡單地視為言論自由。媒介不應拒絕政府合法、適度的干涉，在商業(yè)化的今天，新聞工作者尤其必須加強自律，謹守職業(yè)道德。媒體權力如果惡性膨脹，勢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媒介人員應該認識到新聞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進步和共同體福祉相聯(lián)系的，只有在推動社會真正進步的過程中，言論自由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真正價值。

　　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是19世紀歐洲言論自由理論的經(jīng)典闡述。由于歷史原因，很多人對密爾的自由觀存在一定的誤讀和忽略。當下，結合中國新聞實踐，從理念認識和實踐操作兩個層面，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解讀的語境。

　　一、密爾自由主義基本觀點及時代語境

　　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自由觀是西方理性傳統(tǒng)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論自由》中強調了思想自由和個體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題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其言論自由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經(jīng)典的關于新聞自由的辯護詞”。…對于思想討論的自由，他圍繞真理和真理的利益進行了辯護。首先，他認為這種自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保證;其次，這種自由是我們確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討論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變得完全、全面的條件。

　　此外，密爾在書中還強調了個性的自由發(fā)展。他在把人的行為劃分為涉己和涉他兩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傷害原則作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的準則。他主張“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

　　每個思想家都是他們時代的孩子。密爾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正在發(fā)生根本的轉變：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古代社會以縱向的政治統(tǒng)治權力和等級次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正被現(xiàn)代社會水平方向的政治經(jīng)濟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對于政治統(tǒng)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復存在。

　　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密爾認為，當時世界上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即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不適當?shù)匮由臁＝?jīng)濟上，生產的社會化和有序性使得個人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個人獨立性開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貿易中變得重要起來。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權利，直接決定了以經(jīng)濟生活為中心的新社會運轉的有效程度。因此，密爾深切地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的建立并不能“自動地”保護個人和少數(shù)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確地提出一個界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的準則。

　　由此，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指出“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把以往僅限于個人與國家間關系的政治自由擴展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他格外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發(fā)展，對“多數(shù)的暴虐”和“習俗的勢力”有著高度的警惕和譴責。

　　相比之下，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新聞思潮自傳人中國的那天起，就由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行著本土化改造。“立人”與“立國”，“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命題在五四以后的現(xiàn)代中國始終構成一對張力，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沖突也隨著形勢的變遷，跌宕起伏地拉鋸在現(xiàn)代報人的內心。

　　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題是“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因其現(xiàn)代化和民族獨立的課題交織在一起，故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外，還有“面對強權的主權”，而顯然后者的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自由主義新聞思潮雖歷經(jīng)風風雨雨，但始終未能成為時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學者中村正直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由于種種原因，將“社會”譯成了“政府”，將“個人”譯成了“人民”，嚴重背離了密爾《論自由》的主題。而他的誤譯則直接影響到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密爾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問題，也變成了“政府”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密爾的“限制社會暴虐”主題，則變成了“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的問題，㈣致使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國一直缺乏正確理解的傳統(tǒng)。

　　隨后，由于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和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立，自由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被人們簡單地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加以拋棄了。這也影響了我們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實踐。

　　二、密爾的自由觀對當代有啟迪意義的兩個方面

　　當前一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早已建立，我國的經(jīng)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在深人進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促進經(jīng)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fā)展”。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發(fā)展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xiàn)實。

　　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yè)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當前我國市民社會日漸成熟，個人權利、民主、自由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當下的語境，認真解讀這份寶貴的精神資源對于當代新聞實踐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其中，密爾的積極自由思想和他對于自由討論的態(tài)度這兩個方面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