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與現有文獻關注外部制度環境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企業內部治理視角，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執行力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環保投資，內部控制執行力度越強的企業越可能增加環保投資;進一步研究發現，與非重污染企業相比，重污染企業的內部控制執行力與環保投資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更強;與處于法律環境差的地區的企業相比，處于法律環境好的地區的企業內部控制執行力與環保投資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更強。上述研究不僅是對內部控制和環保投資研究進行的有益補充，而且為政府推動企業內部控制建設、促進企業的環保投資提供了政策啟示。

　　關鍵詞：內部控制執行力;企業環保投資;重污染行業;法律環境

　　一、引 言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生態環境問題也接踵而來。根據國家生態環境部發布的相關報告， 2018年的工業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排放量分別比2017年增加了18.320%和15.780%，嚴重阻礙了人與自然的包容性發展。作為主要的生態環境問題源的企業，應如何推進實施環境治理是需要研究的重要現實問題。

　　然而，現有文獻多數從政府環境規制等外部制度層面來探究環保投資的影響因素，較少關注企業內部治理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2008年以來，為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提高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質量，我國陸續出臺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及保證其穩步推進的一系列法規和措施。隨著這些制度、措施的逐步實施，我國上市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得到了極大提高?，F有研究發現，有效的內部控制能夠產生諸多正向溢出效應[1]，如提升會計信息質量，降低股價下行風險，增強企業合規性、降低企業訴訟風險，以及提升企業價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等[2]-[6]。盡管這些研究取得了較好的進展，但是還未有研究從內部控制執行力角度來探究其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區別于企業其他的投資決策，企業環保投資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具體而言，企業的環保投資有利于環境改善和環境治理，但短期內能否提升企業價值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而高管的薪酬通常與企業價值掛鉤，環保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導致高管進行環保投資的動機較弱;同時，企業環保投資本身是一種利他行為，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其收益存在不確定性意味著環保投資的使用績效難以評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高管可能會將用于環保投資的資源用于追求自身利益[7]，從而減少實際的環保投資額。那么，作為企業不完備契約的補充，內部控制執行情況是否會對企業的環保投資產生影響?處于不同行業、不同法律環境的企業，內部控制執行力與環保投資之間的關系存在怎樣的差異?回答上述問題，對于完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和提升企業環保投資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本文以2015—2019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檢驗內部控制執行力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1)擴展了內部控制經濟后果研究。現有研究主要從股價崩盤風險、訴訟風險、融資成本等視角考察內部控制的經濟效應，而本文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執行力能夠促進企業增加環保投資，這說明內部控制具有一定的社會效應; (2)豐富了環保投資影響因素研究。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于環境規制、財政稅收和補貼等外部制度因素對環保投資的影響，本文考察內部控制執行力對環保投資的影響，是對現有研究的有益補充; (3)本文綜合探討了不同行業以及制度環境的情境效應，有助于理解內部控制執行力促進企業環保投資的邊界條件。

　　二、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一)文獻綜述

　　環境管制與企業環保投資的關系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首先，嚴格的環境監管是企業改善環境的主要驅動力[8]，其原因是監管力度能夠提高重污染行業的生存門檻，從而增強了企業增加環保投資的動力。如Shapiro和Walker[9]基于1990—2008年美國企業樣本研究發現，環境監管力度越強，污染程度越低;王云等[10]研究發現，對目標企業環境行政處罰能夠增加同伴企業的環保投資;陳曉艷等[11]以2012—2018年重污染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環境處罰對于企業環境治理具有較強的威懾作用;翟華云和劉亞偉[12]以2006—2016年我國重污染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環境司法專門化能夠有效地促進該地區企業進行環境治理，說明環境監管確實能夠發揮環境治理功能。其次，環境政策可以通過強制壓力來影響企業增加環保投資。如王兵等[13]與姜英兵和崔廣慧[14]發現，環保基地、環保產業政策提高了企業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有利于企業加大環保投資;張琦等[15]發現，《環境空氣質量標準(2012)》施行之后，與不具有公職經歷的高管所在企業的環保投資相比，具有公職經歷的高管所在企業的環保投資水平相對更高。但是也有學者研究發現，政府的環境管制對企業環境治理的影響呈U型關系[16]， Chen等[17]甚至發現，政府的環境治理政策沒有對重點排污企業的環保投資水平產生顯著影響。最后，激勵性的環境規制提高了企業環保投資的積極性。如盧洪友等[18]研究發現，受政府政策的引導以及來自政府監管的壓力，獲得財政補貼的企業更可能增強自身技術創新能力，降低污染排放量，而后基于2010—2016年774家重污染企業的研究發現，政府財政補貼能夠提升企業的環境責任意識，從而增加其環保投資，具體而言，政府財政補貼每提升1% ，企業環保投資額至少提高了0.498%。

　　(二)內部控制執行力與環保投資

　　在有關內部控制的一系列規章制度發布之后，由于擔心不加強內部控制建設，可能會因此受到監管部門的處罰，甚至導致股價下跌、融資成本提高、訴訟風險增加等不良的經濟后果，我國上市企業紛紛加大了內部控制投入，內部控制質量有了顯著提高。按照內部控制理論，企業的內部控制是現代企業的一項內部治理機制，擔負著保證組織健康發展、促進企業倡議實現的重要職能。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可能會對企業的環保投資產生正向影響，具體影響機理可能有以下三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