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個體可行能力與流入地城市發展水平的共同影響。以全國性調查數據為基礎，采用分層非線性模型揭示不同可行能力的農業轉移人口在不同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1)農業轉移人口整體定居意愿與戶籍轉換意愿主要由個人層面可行能力差異造成，定居意愿與戶籍轉換意愿差異中分別有16.90%和22.91%來自地區發展的差異，主要由常住人口總量、經濟水平、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供給等宏觀結構性因素所致。(2)地區生活水平和勞動力市場活躍程度較高的地區更容易產生聚集經濟效應，吸引農業轉移人口流入。(3)戶籍開放程度高與經濟穩健發展的中小城市更吸引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因此應從農業轉移人口可行能力改善、農村權益有償退出與流轉政策創新、區域間協調發展等方面創新完善。
關鍵詞：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城市發展水平;戶籍制度改革
作者：車蕾
引 言
改革開放40余年，農業轉移人口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格局。作為新型城鎮化倡議推進的主要支點，如何引導農業轉移人口在不同規模城市間有序市民化，仍是當前值得探索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2014年7月以來，各地均出臺戶籍改革政策以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農業轉移人口為29 247萬人。流動能力是衡量人口經濟潛力的良好標準，但農業轉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社會福利較差、發展機會受限并難以獲得制度性身份，從而分化出定居、返鄉與繼續流動等不同的意愿[1]。《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進一步對不同規模城市落戶力度進行了“提檔升級”，旨在讓城鄉利益分享更為均衡。然而，雖然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快速增長，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增長仍主要依靠行政區劃調整。在戶籍改革制度賦權的語境中，“人的城鎮化”仍要以戶籍選擇的行動邏輯來理解[2]。
隨著戶籍限制的逐步放松，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展現出本地流動和異地務工并存、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并重的新趨勢[3]。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戶籍紅利預期的上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由戶籍改革初期的“不能”已轉化為“不為”[4]，中小城鎮人口遷入率下降及“人走戶(籍)不遷”現象嚴重影響了中西部地區“以人為本”城鎮化目標的實現。人口的聚集會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本，城市更好的職業機遇、薪資待遇與生活水平往往是推動人們“進城”的主要因子[5]。在城市化價值體系下，現行戶籍制度因其弊端亟需改革已成為學界與政界的共識，但農村戶籍制度的內在結構以及與個人能力結合后的演化分析在實證上仍然缺乏討論。基于研究個體與全國各區域的抽樣調查數據，本文試圖解析不同城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傾向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推進新型城鎮化提供有益參考。
一、文獻綜述
隨著實證分析的逐步深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研究視角逐漸從個人[6]、家庭[7]、社區維度[8]向城市發展狀況、外出流動距離[9-10]等視角擴展。以往研究認為市民化意愿的差異不僅僅是經濟干預的結果，心理預期、社會融入和不同的生命歷程都對城鄉流動產生影響。
國內外學者針對勞動力遷移問題進行了大量系統研究，其主要關注于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移民與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移民。Bhning W R認為，移民的發展與定居主要經歷發生、定居、生存、發展四個階段：新移民因工作機會與較高的收入預期遷至流入地，工作與生活穩定后選擇定居，最終選擇制度性身份的轉換以爭取應有的合法權利和身份地位[11]。中國新型城鎮化背景中的市民化豐富了這一解釋(見圖1)：遷移發生階段，受城鄉勞動力市場收入回報差異的影響，農業轉移人口進入不同類型的城市謀求生計，但由于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與戶籍歧視的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多從事于收入較差、保障水平較低的職業，較難獲得升遷機會[12]。部分農業轉移人口選擇保留宅基地與耕地承包經營權，循環流動于戶籍地與務工地之間。另外一部分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積累一定務工經驗與社會資本后，出于對自身狀況和發展前景的理性認知選擇定居城市或轉換戶籍，這一群體在本文中被稱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農業轉移人口，包含轉換戶籍與定居兩種具體方式。
國內學者對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觀察起源于“推拉”理論，以個體為重心，以家庭為單位，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經濟體制障礙和家庭稟賦都對市民化產生影響[13]，城市務工收入高被視為向城市遷居的最大驅動力。優質教育投資、完善的社會保險、穩定的就業合同顯著提升了城市拉力，受雇者單位環境與所有制形式通過對經濟地位的提升影響遷移意愿[14]。新勞動遷移經濟理論將家庭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家庭依據風險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原則做出遷移決策[7]。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利益——土地權益，成為市民化過程中重要的因素[15]。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例，城市間的經濟差異對于農業轉移人口遷移意愿的影響有限，“幸福感”與“獲得感”等非經濟因素也會起到了關鍵作用[16]。
以往關于賦予農業轉移人口城市居民身份和社會權利必要性的研究，主要以流動人口個體為研究單位，缺乏不同城市的分析，研究忽視了對具體城市制度發展與實踐的指導意義。因此本文將研究問題限定為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高收入引力作用下，遷移至不同規模城市后如何做出定居城市和轉換城市戶籍的生計策略選擇。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化進程中實現了“制度身份”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轉變。盡管個人定居意愿與轉換戶籍意愿存在不同生計風險等級，但其本質上是個體可行能力、外部環境與個體生計策略之間的關系。
(一)個體可行能力與市民化意愿
阿馬蒂亞·森將可行能力和工具性自由看作擴展實質自由的主要手段，通過福利轉化可以誘導產生行為[17]。處在一定外部生存環境中個體在生計決策中發現并利用機會的能力被定義為可行能力[18]，其更加關注人本身能力的發展和對外部環境的主動適應。城鎮化進程中可行能力的表達日趨多元，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農業轉移人口實現生計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利用可持續生計框架可以對貧困個體的賦權與生計資本狀況、生計資本與發展意愿之間的聯系進行分析[19];生計資本的可及性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的能力需求相吻合，可以作為個體可行能力的測度[20];人力資本決定就業信息獲取與決策能力，其所內涵的生存技能、知識與勞動能力提升了農業轉移人口參與非農就業的勞動力回報[21];社會資本中再生性社會資本顯著提升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22];金融資本代表農業轉移人口攜資轉移與流動的能力更強，市民化行為所帶來的生計風險沖擊較小，則更傾向于市民化;物質資本中生產性工具數量與技能為農業轉移人口城市生存提供先備條件與非正式就業機會。因此，農業轉移人口仍受到農村社會經濟因素和權益制度的“拉力”，部分可行能力的表達受農村社會相關因素影響削弱。土地權益相關的農地政策對市民化意愿的產生存在負向影響：強調公平的農村土地確權制度因保障了農村成員權而為農業轉移人口帶資進城提供了可能，但也因土地的依戀效應而抑制了農地退出[23]。
本研究將市民化界定為農業轉移人口憑借自身可行能力選擇不同生計活動，并由此創造生存所需收入水平的策略選擇，包含定居城市與戶籍轉換意愿兩項內容。生計資本可及性與農村資源共同組成了個體與家庭的可行能力，從而建構了農業轉移人口做出風險最小與效益最優的行動邏輯[24]。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農業轉移人口個體可行能力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強;
假設1.1：農業轉移人口個體可行能力越高，定居城市意愿越強;
假設1.2：農業轉移人口個體可行能力越高，戶籍轉換意愿越強。
(二)城市發展水平與市民化意愿
在“一鄉多城”的流動循環中，市民化意愿的改變主要通過城市“拉力”因素體現。城鄉、區域間客觀存在的資源差異及其感知影響了個體遷移意愿的空間分化。城市作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空間，就業回報與依托產業布局所形成的城市規模緊密相關。較大城市的規模經濟效應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提升了平均工資，擴充了就業崗位[25]，從而強化了遷移意愿。同時，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的普及與質量提升對于農業轉移人口城市嵌入具有顯著的拉力。較強的經濟實力為非競爭性公共服務支出預算與渠道建設提供了保障，人文環境、交通運輸等“軟實力”則通過“共享”降低了固定投入，各行各業通過“互相學習”形成了專業化競爭[26-27]。與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勞動力市場化與公共政策支持有限，公共服務較難產生規模聚集效應，反而增強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流入地城市發展水平越高，農業轉移人口定居城市意愿越強。
對市民化意愿的解構離不開戶籍政策改革的影響，這體現在不同等級城市政府對獲得城市戶籍身份的限制以及城鄉戶籍之間權利與福利差。基于社會發展對公平與效率的要求，我國戶籍制度的重要特點在于不同類型城市改革力度差異較大，且呈明顯的價值等級化[28]。地方政府是理性利益的追求者，以其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推行著各自的戶籍制度改革[29]，城市規模、政策偏向、行政地位等都是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公因子[30]。城市規模異質性和其提供的社會保障強度形成了各個城市不同的戶籍壁壘[31]，進而制約了農業轉移人口進行戶籍選擇。城市規模越大，公共產品支出負擔越大，市民化成本就越高，這使得大規模城市政府制定的戶籍制度更為嚴格。戶籍改革空間越小，因戶籍“歧視”而造成的福利損失越大。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農業轉移人口可能“被迫”獲得難度較小的中小城市戶籍，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流入地城市發展水平越高，農業轉移人口戶籍轉換意愿越低。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了基于個體層面與流入地城市層面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分析框架(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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