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行政審批制度存在審批事項繁雜、審批標準不統一、審批次數過多、審批與監管分離等難題。通過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或許可以破解行政審批領域的諸多難題。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案例說明，現代信息技術提高了組織結構的整合性和統一性，行政行為的經濟性、精簡化和效率化，行政決策的預見性、精準化和民主化，行政理念的服務性、責任性和廉潔性，從而使得“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較為顯著。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在浙江對行政審批改革發揮作用，在于頂層設計的直接動因、地方政府營造良好政務環境的內在動力、行政中心整合能力的重要保障、政務服務標準化的有效手段以及數據共享信息化的關鍵環節，這也是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對行政審批甚至行政體制改革產生作用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現代信息技術;行政審批改革;政府管理創新

　　《現代鄉鎮》雜志創辦于1983年，側重于宣傳報道縣域經濟實用信息及國內外小城鎮建設經驗及方法;以提高鄉鎮招商引資成功率，促進相互交流為導向;翔實介紹名鎮、名企、名品、名人風貌及最新動態，為各級領導、鄉鎮企業家提供決策參考和依據。

　　一、引言

　　隨著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不斷深入，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服務意識也在持續增強。近年來，人民群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期待和要求在逐步提升;與此同時，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在內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為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變革提供了現實可能(如無特殊說明，本文所指的現代信息技術皆指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從本質上來看，現代信息技術與政務服務有機結合將會帶動行政系統的整體變革，行政審批改革是其實踐中的注解。現階段，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在大力推進行政審批改革，中央的“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改革”，地方上，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北京的“一網通辦”、天津和寧夏的“一枚印章管審批”、江蘇的“不見面”辦事系統、貴州的“人在干云在看”等，都是現代信息技術背景下行政審批改革的重要舉措和嘗試。

　　當前在全國范圍開展的行政審批改革既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著較強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重要性源于其實踐意義。行政審批改革是我國政府簡政放權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對于我國政府治理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進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力舉措。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目標要求政府為廣大群眾提供優良的創新創業服務平臺，行政審批改革既是營造良好創新創業環境的重要抓手，也是必然要求。必要性源于問題解決的迫切要求。在行政審批的實踐中，存在著條強塊弱協調難、各自為政統籌難、臨時坐臺教育難、信息分離共享難、手續繁瑣高效難、材料多變告知難、分頭審批查詢難、審管分離監管難等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大力推進行政審批改革，堅決避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出現。可能性源于新理念、新技術的應用。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數據庫的建立、數據的共享、網上業務辦理、數據的挖掘成為了可能，這些為政府治理變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將會推動政府治理結構、運行機制的革新。有效性源于績效提升和結構優化。毋庸置疑，現代信息技術背景下的行政審批改革極大地縮短了審批時間、簡化了審批流程， 此謂之績效有效性。同時，現代信息技術在政府治理中的持續推進也為部門間的合作提供了契機，甚至會打破官僚體制內部條塊分割、信息割據的局面，推動政府內部組織結構的變革，此謂之結構有效性。

　　在中央簡政放權改革的要求下，浙江省在中央“放管服”改革的基礎上，探索本土創新實踐，以行政服務中心為依托平臺，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大力推進 “最多跑一次”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最多跑一次”的“浙江實踐”具有較強的可復制性和較大的推廣價值。本文立足于梳理浙江實踐的改革邏輯，總結其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政府治理中的經驗，試圖構建現代信息技術驅動下行政審批改革的理論路徑，為政策創新的擴散提供可選路徑。

　　二、問題、實踐與績效：現代信息技術驅動下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整體來看，現階段的行政審批改革是一次現代信息技術驅動下政府治理的全方位實踐，其意義不僅在于回應了現實問題、產生了直接績效，更重要的是撼動了政府治理的固有頑疾，極大地提升了政府效能，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一)我國行政審批改革的現存問題

　　在我國，行政審批是政府面對公眾和企業的重要窗口，良好的行政審批服務將會極大地提升公眾滿意度和政府公信力。因此，行政審批改革一直都是我國各級政府政務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當前的行政審批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審批事項繁雜。下放審批權力、削減審批事項是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經過幾次行政審批改革，當前各級政府所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已大為縮減，但仍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有較大差距，仍存在著以審批為關口，對市場和社會的發展進行過度干預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非但不能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還增加了政府工作的負擔;同時，由于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不當干預，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削減市場和社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力量，不能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元主體平等治理結構，這與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宗旨是相背離的。從理論上看，行政審批事項繁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問題依然突出，不該管的管得過多、該管的沒有管好、管理服務能力較弱、行政效能不夠高的現象依然存在。[1]

　　二是審批標準不統一。在行政審批過程中，標準化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第一，材料標準化。在實踐中，同一事項需經過多部門審核審批，而多個部門由于沒有實現信息關聯，不同部門所需材料不統一，甚至出現部門間對同一材料相互不認同的現象，這就使得辦事群眾對申請材料的標準化難以捉摸，無從準備。第二，流程標準化。跨部門事項如何辦理、操作流程是怎樣的等等，這些問題在很多地方還沒有得到政府部門較好的回應，這就必然地導致辦事群眾對于流程的認識模糊，從而加大辦事群眾和公務人員雙向承受的工作壓力，降低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以及公務人員的工作體驗。當前，在缺乏對各類規范統一整合的現實情境下，出于不同目的制定的審批標準之間互相矛盾、彼此沖突的情形比比皆是。審批機關之間“依法打架”的現象，不僅表現在實體審查標準之間的沖突，而且也表現為環節、程序之間的互為前置、循環往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