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道關系是歷代文論家關注的核心議題，其中最著名的是觀點是“明道”“貫道”和“載道”三種學說，其中“文以載道”是要通過“文”來抵達道的境界，但“載”具有親在性和直接性，這就為文即道或道即文的提倡者以充分的理由。中國傳統文藝的形象性、物質性、可感性和民間性使藝文具備了向上躍升的精神空間，道范疇的形上性和神秘性也適應了藝術的這一追求從而成為其構筑理論的核心目標。“明道”和“貫道”雖然也強調“文”的目的是“道”，但缺少“承載”的莊重感和儀式感，而逐步淡出人們的視界。

　　關鍵詞：文以載道;藝術智慧;價值

　　《今日藝術》國畫,顧名思義,即表現一國民精神之繪畫,它將本國社會意識形念之主流用繪畫語言狀述在特種材質上,從而達到一種成教化、助人倫、悅目暢神的目的。

　　道是中國傳統文藝追求的終極目標，藝術家在追求文藝技巧的提升過程中總是把文藝的精神性內容歸結為對道的追求，他們試圖超越文藝的器物層面和技巧層面直達最高境界。道的崇高性和神秘性不僅適應了傳統藝人構建其身份認同的需要同時也適合了士人階層向上流動的需要。這種以道為核心的理論表述實質就是藝術家和士人階層(知識者階層)的話語共謀，以此來表達他們對真理的占有和自我身份的認同。清代晚期的劉熙載索性把藝的本性總結成“藝者，道之形也。”[1]其實，傳統藝術的“藝即道”和“道即藝”是對藝術的精神性和道的可感性的追求，這正如豪澤爾所說“它既追求不可見的靈魂，又追求可見、可接觸、可感覺的靈魂的軀殼。藝術形式就是這兩種追求的結果。”[2]重道輕藝和重藝輕道都不適合建設新的文藝，道與藝的有機結合才是藝術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道藝如何結合，梳理藝術理論史中的道藝關系，也許能為我們當代藝術的發展助益。

　　“詩言志”或“詩緣情”是詩歌最著名的理論，“文以載道”則是散文最為顯赫的理論表述。“文以載道”也是被人誤解最深的一個理論。先秦時期，文和道關系由統一逐步走向分立。

　　劉勰在《文心雕龍》開篇即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行文至最后曰：“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紀昀評之曰：“此即載道之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3]文“原于道”，簡稱“原道”。這里紀昀首次認定“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為“載道之說”。孫怡讓疏云：“彥和所稱之道，自指圣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徵圣》《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結合紀昀的“評”和孫怡讓的“疏”我們可以知道，劉勰的《原道》重點論述了文起源于“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載”“道”?作者清楚地說是“明道”，而非“載道”。

　　從整個篇章的文脈來看，劉勰極為重視為文的自然之道，這里的“明道”的主體是“圣”，因此不能說是他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命題。劉勰在此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文以載道”或“文以明道”的命題，而是他看到了文和道的緊密關系。“文”乃自然之文，“道”乃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可以“載”道，是否可以“明”道，則要看文是否是從天地自然之道中流出，道是否得文之“心”。

　　紀昀的“此載道之說”和孫怡讓的“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說明他們都受到了宋明理學的“文以載道”理論的影響，也可能是他們理學的“載道”精神過度投射所致。《文心雕龍》的《原道》篇雖然沒有提出“文以載道”的命題，但不是說它沒有這方面的思想，它是以“文”和“道”的關系為核心展開論述的。可以說“文道”是“文質”“文氣”和“文德”諸說的合理發展。孔子從培養“文質彬彬”的君子出發，提出了文質和諧發展的理論，他的“思無邪”的詩教是文以載道思想的萌芽。東漢末年在氣論發展的基礎上，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強調個人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進而肯定了文的永恒價值。作為統治階層的曹丕當然要重視文的“經國”的政治功用，但他顯然已經超越了具體的現實政治和個人的“榮樂”和“飛馳之勢”，從而使文成為“美則愛，愛則傳”[4]的“不朽之盛事”和“無窮之聲名”。

　　《文心雕龍》中的氣論思想受到曹丕的影響是無疑的，曹丕的“氣”主要是針對“文”創作的主體而言的，發展到劉勰時，“氣”則成為貫穿創作、作品和欣賞的統一性元素。所謂“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太極”即天地未形成前的原始混沌之氣，這實質上是把文章的起源推到了神秘的不可知的領域。王元化認為《文心雕龍》的宗旨是原道、征圣、宗經;他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中的“道”“圣”“文”雖然各為三，實則同指儒學。[5]如果真是這樣，劉勰的藝術本體論思想就沒有什么新鮮的地方，只是沿用了兩漢時期的經學思想而已。

　　但《文心雕龍》的可貴之處是它從“文”產生的究極之地來闡釋“文”和“道”的關系，他也從“道”的恒在意義上來表明心志。例如他在《雜文》中寫道：“身挫憑乎道勝，……此立本之大要也。”[6]因此可見劉勰的“道”并非僅限于現實政治的成敗之道，而是超越其上的“恒道”。他所說的“文”也并非僅指載現實政治之“文”，也指包括“天地并生”的“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的“大文”。由此可見，劉勰的“文從道出”或“圣因文而明道”就具備著“包前孕后”的理論原型的質素。

　　“文從道出”和“因文而明道”發展到唐宋時期，就成為“文以載道”和“文以明道”的理論命題。對于“文以載道”，如果去除其封建僵化的思想內容，擯棄其純粹工具論的思想，把它理解為一種形而上的文論原型，它就是中國古代一個十分光輝的命題。“明道”雖然在先秦儒家和道家均已明確提出，但基本上是哲學和倫理學的概念。

　　先秦諸子均有自己的“明道”觀念，但“文”與“道”或“藝”與“道”是一種較為松散的關系，這時的“明道”觀念多是圣人、君子、隱逸之士的政治哲學或統治者的政治之術。這一時期的“文”和“質”的關系明顯比“藝”和“道”的關系要緊密。因為從事藝術的多是處于“吾不試”境遇的人，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排在第一，“游于藝”只能處于末位，這和《樂記》中所言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情況相同。

　　而“詩”和“文”的情況則不同，詩文以文字為材料形式，它們具備詮釋政權合法性的天然地位，不管是甲骨文還是鐘鼎銘文，都有著溝通天地的神圣功能。殷商時期重要的巫師甚至可以掌握著話語權，決斷戰爭、祭祀等現實的重大事情，他們靠的就是其熟練掌握的甲骨文這個象征性的媒介。而鐘鼎銘文則是紀念碑性的文字，這種金屬材料和文字的結合把貴金屬的象征性和文字的隱喻功能發揮到極致，后代的諸如秦泰山刻石基本上繼承了這一傳統。

　　這一時期的“文”是政治之文，“道”是政治之道，“文”和“道”是合一的。所謂“學在官府”的“王官文化”是春秋以前的主要文化類型。春秋時代后以孔子為代表的私學興起，文化的高度壟斷性開始松動，文化開始向下層流動，從而造成士階層的形成。士階層的形成使文和道逐步分裂為二，統治階級話語權的絕對性和權威性開始動搖，此為孟子所言的“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7]的時代。這時，楊朱墨翟之學盈于天下，自然也是極端混亂和價值重構的時代。殷商時期的以《詩經·大雅》為代表的“文”和以青銅器為象征的國家政權的“道”在風格上是一致的，這也是文道合一的癥候。

　　及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處士橫議”“諸侯放恣”，代之而起的是“道術將為天下裂”[8]。價值的一元論逐步為價值多元論所取代，這也是春秋戰國藝術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天道的觀念式微，人道觀念興起，人的終極關懷由天上落到人間。《莊子·天下》篇描述了“道術”分裂、“方術”興起的狀況：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9]

　　《天下》篇所描述的這種狀況顯示了歷史的巨大進步，殷商時期所謂統一的“文”和統一的“道”已經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美其美”的“一曲之士”的“方術”。這種片面的深刻相對于混沌的文道合一來說是一種進步，道家的“判”“析”“察”的學術精神在隨后的歷史中沒有發展出“求真”的科學精神，不期然卻誤入了自然美的花園。

　　究其原因可能是復雜的，但從《天下》篇來看，它的“分析”精神也就是“與物宛轉”和“常寬于物，不削于人”的藝術精神，和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分析”是大異其趣的。況且這些“術士”們所追求的“內圣外王”之道，也進一步阻礙了人們對物質世界的更深層次的物理探究。中國古代的全部學術就流于內在的“修養”和外在的“經世”。 “‘內圣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部。

　　中國學術，非如歐洲哲學專以愛智為動機，探索宇宙體相以為娛樂。其旨歸在于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八冊)，北京出版社，1999：4676.秦觀對這種道術分裂也有著相似的認知，他在《韓愈論》中論及這一情況：“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于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后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起私智，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10]統一的“道”不存在了，繼之而起的是各言自家之道。諸子百家為了爭奪各自的“象征性資本”均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爭奪話語權，指摘對方的局限。

　　處于顯學地位的學派也非鐵板一塊。據歷史記載，“孔子歿后，儒家一分為八”，是否分為八家筆者不去深究，但可以相信的是儒家自孔子后它的內部也存在諸多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可見，即使是原始儒家內部對“道”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這種混亂和差異的“道”不僅顯得晦暗不明，甚至有被遮蔽的危險，這就自然就導致“明道”觀念的出現。三皇五帝的時代是公認的“大道至明”的時代，不需要刻意去“明道”，春秋戰國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時代，因此“明道”就成為有雄心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