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因為自組織機制日趨僵化、老化，已經失去敢于“自我破壞”的勇氣，“太大而不能倒”這一觀念就集中反映出了這種系統性的風險，這使資本主義越來越輸不起，接受不了“破壞”的代價，“創造性破壞”越來越難以為繼。這樣，在西方國家誕生了一種實用主義管理哲學：“一個被拖延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解決了的問題”。例如，以艾倫·格林斯潘為代表的最高管理者，為推遲“清算日”的到來，而不斷制造泡沫，讓那些半死不活的“僵尸”銀行得以存續，危險因素越積越多，最終引爆了美國金融危機。正是在實用主義的短視下，經濟、社會、政治中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的重要載體——國家政府越來越不堪重負，大眾越來越不愿承擔重負，實用主義的回旋余地越來越小，資本主義的好日子恐怕真的過去了。

　　對于喬布斯之死，人們的評論已經夠多了。其中一種觀點認為，這個人的去世很可能標志著美國企業家精神的終結，長期以來星光燦爛的美國企業家勢必黯然失色于世界經濟舞臺。

　　資本主義制度自誕生以來，經受了科技巨變、經濟危機、社會革命和世界大戰等諸多重大沖擊，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神奇的適應力。資本主義生命力與適應力的關鍵在于，有一個較好的自組織機制，把市場調節機制、經濟激勵機制、企業競爭機制有效地整合起來。而資本主義自組織機制建立在靈活的宏觀政治民主框架中以及靈活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這使資本主義具有豐富的彈性、極大的易變性，成功應對內在矛盾與外在挑戰;使資本主義制度不斷通過彎曲而不是斷裂，得以繼續生存;使資本主義能夠在政治與經濟之間、政府權力與市場之間、一人一票與“一元一票”之間保持平衡，進而實現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

　　資本主義自組織機制有著靈活的微觀經濟基礎，包括不斷的技術創新、豐富的勞動者技能以及充沛的企業家精神。如此，使資本主義保持很好的財富創造效率，“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然而，隨著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的發展，技術創新、勞動者技能、企業家精神卻都在不斷衰弱。資本主義的微觀經濟基礎遭到空前削弱，資本主義自組織機制愈發僵化，資本主義的活力不斷降低。資本主義越是“自由”，其基礎削弱、機制僵化、活力降低等問題就越是嚴重，美國正是這樣的典型。

　　產業資本的枯萎

　　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旗幟下，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潤壟斷化與集中化，使得美國越來越多的資源配置到金融領域。美國傳統的精英教育集中培養兩大類人才，早期的教會學校，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價值觀打造為主導，成為牧師、政客或學者的搖籃;后來出現公立的贈地學院，在農業、工程技術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面立下汗馬功勞。然而，近30年來，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發展，精英教育日趨世俗化、市場化。傳統名校集中培養商界和法學精英，這些精英非但沒有成為社會傳統的衛道士和制度設計者，反而成為資本社會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鋒，活躍在咨詢、會計、金融、企業并購和媒體的最前線，成為資本尋租的主力，將資本對社會民力的侵奪、對政府權力的腐蝕推至無以復加的地步。與此同時，技術創新缺乏人才儲備，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正是今日美國生產力日趨萎縮、科技創新日趨衰弱、經濟引擎日趨乏力的重要原因。

　　大量且集中的熟練產業工人是一國最為寶貴的財富，是孕育杰出工程師的溫床。當年英國、美國先后出現引領世界經濟風騷的產業革命，依靠的就是大批熟練技術工人以及他們的優秀代表——工程師。如英國發明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美國發明“通用制度”與標準化的伊萊·惠特尼。然而，全球化與金融化的發展，使得美國企業一方面于本土越來越輕資產化、虛擬化，積極從事金融服務運營;另一方面在全球布局，將生產基地不斷遷到海外，利用國際分工生產成本最低的產品，如此本土產業日趨空心化，導致美國的技術工人不斷萎縮。工作的流動性越來越大、臨時性越來越多，對于技術的積累、產業工人的成長越來越不利，熟練技工尤其是杰出工程師的培育環境越來越差。正因如此，多年來，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美國一直滯后于德國、日本等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執著于制造業的國家。

　　“創造性破壞”的代價

　　美國資本主義的活力與美國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息息相關。從較早時期的安德魯·卡內基、亨利·福特，到現在的比爾·蓋茨，演繹了一個個巨型企業創造無窮財富的佳話與神話，將美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推到了世界的巔峰。但是，現代金融業與信息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不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就可以賺大錢、賺快錢。當年的“羅斯福新政”重點遏制與打擊的壟斷行為，重新大行其道，甚至登峰造極。在金融化大潮的涌動下，企業家紛紛棄實務虛，成為金融家，直接以錢生錢，而且不惜一切手段撈錢。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本主義充滿活力與旺盛生命力，資本主義的自組織機制具有豐富彈性。如此，即便遭遇危機，生產力遭遇重大挫傷，但是在一定的周期內也能有效恢復。因此，樂觀主義者據此認為，資本主義總是處于自我破壞的過程中，總是對自身進行再創造。這就是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但是，“創造性破壞”之所以能被不斷延續，是因為資本主義在上升階段，以創造性為主，破壞性為輔，而且“破壞性”代價總是由殖民地、后進國家、或者“容易上當受騙的國家”承擔。

　　二戰后殖民地消失、20世紀后期后進國家奮起直追、技術落后國家在邊干邊學中幡然醒悟，這些都使發達資本主義的破壞性代價越來越難以向外轉移，只能更多由本國大眾、窮人承擔。尤其是自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里根革命”后，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空前，但是“創造性”的巨大收益集中于少數富人，破壞性的巨大代價則由本國大眾窮人承擔。如此，導致1%與99%的對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