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還列舉了一些數字來說明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富裕階層成為救市和經濟刺激等各種政策的主要獲益者是造成美國民眾不滿的根源：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9月公布的數字，2010年美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1%，是自1983年以來的最高點。生活在貧困線下的美國人數量連續四年來持續增長，2010年達到4620萬，是52年來的最高值。美國1%的最富有家庭占全民財富的百分比從2007年的34.1%躍升到2009年的37.1%。在經濟危機中，這些家庭財富凈損失相對較小，從1.95億美元下降到1.65億美元，降幅約為15.4%，而家庭財富的中位值同期卻從10.25萬美元陡降至6.54萬美元，下降幅度為36.2%。此外，2011年，只有1/4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下一代會比自己這一代生活得好。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學者艾麗斯·奧康納告訴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現在的情況類似于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貧困宣戰之前。這令人震驚。這是對衰退深度的寫照，更是對復蘇力度的悲慘寫照。”

　　10月6日，正當紐約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向首都華盛頓擴展、并且有人聲稱要把事態引向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時候，這些美國的抗議者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他們根本不知道的一個城市，他們獲得了出人意料的同情，他們的行動被稱作“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這個地方叫鄭州，是中國河南省的省會。而中國正被美國不少人，包括參加抗議活動的人視為導致他們目前悲慘狀況的根源之一，因為全球化使得中國工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

　　據一些網站上的消息，10月6日下午，在鄭州建設路與工人路交叉口的廣場公園里，“稀稀落落地來了上百人”，主要是老人。他們的紅袖標上印著“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字樣，還打起了一條碩大橫幅：“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據報道，一名參加集會的年輕人對前來采訪的媒體記者說，資本主義已經走上窮途末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開始覺醒。而另一名在鄭州打工的中年山東男人語氣豪邁：“社會主義不但能救中國，還要救世界!”不知道人們在從電視里看到紐約的場景時，是否聯想起了88年前這里發生過的著名的“二七大罷工”。也不知他們是否了解華爾街“貨幣戰爭”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當地媒體似乎并沒有對這起事件表現出什么興趣，但是網絡上的反響不小，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一些境外媒體也予以了報道和解讀。國內某網站在首頁發表了《鄭州市各界市民集會——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的文章。據網站統計顯示，該文章的點擊數不低。文章稱：“看到美國的家院起火，大家的分析都十分理性。一位國企干部說，美國在世界上到處作惡，想打誰就打誰，干涉別國的內政，顛覆別國的政權，揮舞著自由民主的大棍子專打人家，這下輪到他自己了，真面目暴露了吧。”在其他網站上，有網民稱，“美國人是在為自己的權益抗爭，鄭州的大爺大媽們這是在為誰請愿?……鄭州大爺大媽們胸懷世界，關心世界人民疾苦。”

　　那么，在華爾街上發生的，是一場什么樣的“偉大革命”呢?

　　99%的呼聲

　　當鄭州的大爺大媽在那個廣場公園舉行聲援活動時，36歲的格蘭特坐在另一個公園的一個角落里抽著煙，凌亂的頭發和略露暗棕色的皮膚顯現出幾天的露營生活給他帶來的疲憊。不過，從他上衣標明的“我很憤怒”幾個醒目的大字來看，疲憊似乎并不能讓他輕易地離開這個位于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我不會離開，我會堅持到最后一刻!”格蘭特對每一位路過采訪他的記者都表達了同一想法。事實上，格蘭特除了在祖科蒂公園參加示威外，也確實無事可做，因為他已經三年沒有工作了。

　　格蘭特曾是一名美國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有一份令人艷羨的律師職業。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格蘭特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最終成為律師事務所裁員的受害者。失業后，格蘭特在家鄉亞特蘭大投了上千封簡歷，卻石沉大海。為了改變現狀，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來到紐約碰碰運氣，然而，新的生活環境并沒有給格蘭特帶來多少驚喜，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只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向他發出了面試邀請，但之后也杳無音信了。如今，格蘭特一家只能靠妻子的微薄收入度日，日子過得捉襟見肘，面對一次次打擊，曾經自信的格蘭特臉上再也沒有了笑容。

　　9月17日，在加拿大一家名為《廣告克星》的非營利性雜志的號召下，華爾街街頭出現了大批示威者。示威者提出“占領華爾街”的口號，意在表達對當前美國社會偏袒權貴和富人的不滿，聲討引發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示威者宣稱“將占領行動維持數月”，“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通大眾，對于僅占總數1%的人的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創造就業而不要戰爭”。逐漸壯大的游行隊伍讓格蘭特看到和自己身處同樣境遇的人不在少數，他們找到了一個可以發泄憤怒的窗口，于是，在妻子的支持下，格蘭特來到示威民眾的集結地——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加入了抗議活動。

　　王鴻剛對本刊記者說，“當時《廣告克星》雜志的最初倡議是9月17日在華爾街舉行一些和平的示威活動。這個示威活動起初并沒有像預計的那樣人數眾多，參加活動的只有幾百人。所以當時并沒有人意識到這會演變成規模很大的抗議活動。因為在美國，示威活動是非常頻繁的，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美國媒體也沒有相關的報道，更沒有引起其他民眾的重視。但事實上，在一個所謂的‘微媒時代’，無領袖的社會運動經常能夠得以迅速發展。因此‘占領華爾街’運動很快在美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正像王鴻剛所說，“占領華爾街”運動為美國民眾打開了一扇宣泄的閘門。不久，波士頓、亞特蘭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和匹茲堡等美國50多個城市很快出現了類似“占領華爾街”的運動。10月初，“占領運動”延伸至高校，得到全國范圍內75所高校的響應。6日，抗議活動蔓延至首都華盛頓，迅速匯聚成一場上千人參與的“占領華盛頓”運動。示威者在白宮和國會之間的自由廣場聚集。數十人游行經過財政部、白宮和美國總商會時，高呼“我們被出賣了”、“我們要工作”，并留下模擬工作申請和簡歷。隨著抗議活動的蔓延，演員、學者、政客等各界名流也紛紛加入隊伍，讓這場抗議運動逐漸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王鴻剛認為，除了“微媒時代”造成的擴散速度快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有著吸附性強的特點。“一般的社會運動，比如說支持低保或者同性戀等有著特定訴求的運動，其響應人群都是比較固定的，而其他人即便有所支持也很微弱。這次事件本身沒有特別明確的訴求、甚至口號，而這正是此次運動吸附效用很強的地方，即它把各種不同訴求的人都聚合在一起。事件爆發僅兩周，它就吸引了紐約地方工會和全國性的‘勞聯—產聯’等組織參與進來，這些組織的領導當時正在埃及指導那里的工人運動，聞訊后立即趕回美國表示支持。‘勞聯—產聯’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趁勢把自己的訴求也表達出來。他們在過去幾年也組織了很多大規模活動，但是從未引起這般關注。他們的加入主要是給予人力和資金上的支持，畢竟這是一場無領導的運動，眾多工會抱著不同的目的匯集在一起，而參與者也樂于見到這種多元訴求的局面。這些人并不急于形成一個統一的主張，他們的邏輯是，大家先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以產生影響，共同訴求之類的事情慢慢再說”。

　　面對“99%的呼聲”，沉默了半個多月的白宮最終還是“發話了”。白宮發言人卡尼10月5日首次對這場運動作出了公開回應，稱表示理解美國民眾的沮喪情緒。第二天，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對抗議運動作出正面回應，表示該運動顯示了民眾對美國金融行業存在廣泛的不滿。他指出，美國民眾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遭受重大損失，但至今金融行業仍充斥著不負責任的行為，這些抗議運動表達了美國人民對金融系統的不滿。奧巴馬還借機將矛頭指向共和黨人，指責國會共和黨人過去一年一直阻撓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實施，甚至希望回到金融危機之前缺乏監管的時期，共和黨的總統參選人甚至表示要廢除該法案，而這些都不是美國人民所期待的。

　　不容忽視的貧富差距

　　周琪把“占領華爾街”運動定義為社會抗議運動，而且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以來美國又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單純的反戰和反全球化抗議除外)。“雖然目前無論從運動的規模還是對制度的批判程度來看，都還不能同60年代的民權運動相比，但這次民眾運動顯示出，美國國內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已經露出端倪，而經濟不振和軍事挫折是矛盾激化的催化劑。這次運動的明顯特點是，其矛頭是針對金融組織的，示威群眾認為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貪婪使老百姓大受其害，并把對自己生活狀況的不滿歸咎于它們”，周琪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