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中國邏輯學的奠基者，《墨經》是中國古代邏輯學創立的標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是西方邏輯學之父，他的邏輯學著作是《工具論》。在《墨經》和《工具論》中，都對概念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

　　一、墨家的名概述

　　中國古代的邏輯學稱為名辯學。名是其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名的主要含義是概念，有時也有名稱或語詞的意思。墨家對名進行了充分的論述。

　　首先，墨家對名的實質進行了闡述。《墨經》中的名，既指概念，又指語詞?！赌洝氛f：“有之實也，而后謂之。無之實也，則無謂也。”又說：“名，實名。實不必名。”這就說明了名與實的關系，即實先名后，名要服從實，這表現了墨家極為樸素的一種唯物論思想。后期墨家在總結前人思維成果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以名舉實”。這表明利用語詞列舉事物的性質、特征，模擬事物的本來面目，就象畫虎來表現真虎一樣。形象地說明了概念的名與語詞的名的關系。虎是虎，以名列舉模擬，名又要以語詞表達出來，將實、詞、名的關系闡述的非常清楚。

　　其次，《墨經》區分了名和指，進一步說明了名的概括作用。指，是用手來指具體事物。是比名更原始、更直接的交流思想的方式?！督浾f下》說：“或以名示人，或以實示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 “指”，這種表達方式沒有擺脫實物的具體形象和感官對眼前實物的感覺，所以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對象不在眼前，指就失去了作用。而名則不受感官與具體事物的限制，它有抽象性和概括性。

　　第三，《墨經》從外延上對名進行了分類，即達名、類名、私名?！赌洝氛f：名、達、類、私。物，達也，有實必待之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就是說，名從外延上可分為達名、類名、私名三種。達即周遍、全面之意。即只要是這樣的事物，具有如此這般性質的事物都一定可以用這個類名來稱謂。如凡是具有“一中同長”屬性的事物，均可以用“圓”來稱謂。私名，是指稱一個特定對象的名。如“臧”(一個奴隸的名字)這個名，它僅僅限于指稱臧這個實。

　　二、亞里士多德概念論概述

　　亞里士多德的概念論分為兩部分，一是十范疇體系，一是四謂詞理論。 亞里士多德從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三方面提出范疇問題，并建立了范疇理論體系。他在《范疇篇》中提出十個范疇：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從邏輯上來看，“人”、“馬”這些語詞或用語，是表示實體的范疇;“在家里”，是表示地點的范疇;“今天”是表示時間的范疇。而人、馬、在家里、今天，只是語詞或用語，它們本身不是范疇，但它們所表示的內容都屬于一定的范疇。

　　除了主詞和謂詞的最高種類的范疇之外，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四謂詞理論。為什么要研究四謂詞?亞里士多德說：“論證所由出發的材料同推理所由產生的題材，在數目上是一樣多，而且是相同的。因為論證從‘命題’開始。每一個命題和每一個問題所指明的或是一個屬;或是一個專門固有性; 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實際上是要表明謂詞和主詞的關系有四種，即屬、固有屬性、偶性、定義。他分別定義了四謂詞，并詳細地進行了解釋，其中涉及到了概念問題的一些根本方面。

　　(1)屬。屬是對一些不同種類事物的本質范疇的述說。也就是說屬以下可以有很多種，屬可以述說種，種不可以述說屬。如可以說“人是動物”，但不可以說“動物是人”。屬和種是亞里士多德范疇、概念論中的重要概念。

　　屬和種是不能分開的，屬離不開種，種離不開屬。單獨一個概念無所謂屬或種，在一個命題“人是動物”中，動物這個謂詞相對于人這個主詞來說是屬;而人相對于動物來說是種。屬和種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

　　(2)固有屬性。固有屬性不表示一事物的本質，但卻是此事物專有的，并且可以和它相換位述說。如“人是能學習語法的”也可以說“能學習語法的是人”。

　　(3)偶性。偶性即偶有屬性，非必然屬性。它可以屬于或不屬于某事物，或屬于或不屬于同一事物。也就是說，如果p是s的偶性，那么p可以屬于s，也可以不屬于s，或屬

　　于其他對象。“白的”和“坐著”，對于一個人來說，就是偶性。因為人可以是白的，也可以不是白的;人可以坐著，也可以不坐著，或別的動物坐著。所以，以偶性為謂詞構成的命題，主、謂詞不能換位。我們可以說人是白的，但不能說白的是人。

　　(4)定義。“定義是表明某事物的本質的詞組”。什么是本質?“是事物之所以區別于其他事物的一種屬性，例如人之能獲得真知是其一種本質屬性”。也就是說一個命題，其謂詞如果是表述對象本質的，那么它就是定義。

　　三、二者的比較分析

　　墨家和亞里士多德都對概念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相似之處是關于概念的論述都有濃重的自然語言邏輯色彩，都不很全面系統，如，關于虛概念、空集則接觸甚少，或有所忽略;就具體內容而言，《墨經》中的達名相當于亞里士多德的范疇。除此之外，二者的差異是很大的。

　　首先，二者研究概念的目的不同。

　　《墨經•小取》提出名辯的六大任務:“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這六大任務涉及解決政治、倫理、是非、對錯等多方面的實際問題。這表明他們對“名”的研究是以關懷社會秩序為中心，以解決現實社會的倫理、政治問題為目的。這一狀況促使墨子在關注名的社會規范意義之外，也注意到名自身的認識論問題。這樣，墨子就開創出墨家的名辯學。但是，就兩者的關系看，后者的研究是為前者服務的。但是，他們對“名”的討論仍以社會關懷為目的，注重語言對社會秩序的調節性功能。

　　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的《前分析篇》開篇就指出:“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研究的對象以及這種研究屬于什么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是證明，它歸屬于證明的科學。”“我所謂的證明是指產生科學知識的三段論。所謂科學知識，是指只要把握了它， 就能據此知道事物的東西。”這說明亞里士多德邏輯的目的是獲取科學知識，即“求知”，而它的任務是“探索(求知)方法”，這種方法主要是推理即三段論。研究推理就要研究推理的成分以及其成分之間的關系，亞里士多德對概念的研究就是為推理，為求知服務的。

　　其次，二者對概念的分析方法不同。

　　墨家側重名實關系(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的分析，關注名的本質，無論在外延上還是內涵上對名的劃分，進行的都是詞意和語用的分析。。墨子就曾講:“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以其取也。”(《墨子•貴義》)這就是說，我們關于“黑白”、“仁與不仁”的知識其實并不是根據“名”來的，而是根據實際的經驗，是我們根據經驗賦予“名”實際的意義。墨子這里非以其名、而以其取的論述闡明了取實予名的思想。墨子之后，這一經驗主義的語言觀又為墨子后學所繼承和發揮。《經上》講:“舉，擬實也。”《經說上》講:“舉，告以之名，舉彼實也。”對名的分析必須就“實”來討論，所以，墨家在將名分成三類時說，達名是“有實必待之名”，類名是“若實也者必以是名”，私名是“是名也止于是實也”。在這里對名的分析也就變成“名實”關系的討論了。所以，墨家對名的分析方法不可能是純粹語言分析的，而是以“實”為依據的、對語言的經驗分析，這是墨家一貫的經驗主義立場。

　　亞里士多德對概念的分析方法和墨家相反，是側重詞性和語法的純粹語言分析方法。他注重屬種之間的關系，重視下定義的方法。從分析三段論的前提即命題入手，把命題分為主詞、謂詞，通過對主詞、謂詞以及主、謂詞之間關系的分析，提出了四謂詞和十范疇理論。

　　綜上所述，從研究目的上看，與亞里士多德概念論的“純粹求知”的本體論目的相比，墨家的名缺乏知識層面的“純粹性”，它以社會關懷為中心，注重解決社會政治、倫理秩序的現實問題，它的目的是實用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亞里士多德的概念論體現的是一種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理性思維方式，墨家的名體現的則是社會、實用、經驗三位一體的經驗思維方式。二者如此不同，絕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等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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