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經濟增速下滑十分顯著，山東經濟呈現快速發展、穩定增長、隱患潛伏和轉型陣痛四個明顯變化的階段性特征。山東經濟在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工業結構偏重、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民營經濟活力不足、區域性金融風險嚴重、產業園區發展水平低、人文社會因素制約等諸多問題。因此，山東經濟的轉型發展應根據山東經濟自身的階段性特征，發掘區域要素稟賦，采取扶持優質民營企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競爭產業，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建立“金、企、政、司”四方聯動機制，打造“企業-產業-園區-城市”四維協同轉型模式等措施。

　　[關鍵詞]經濟轉型;新結構經濟學;產業結構調整

　　一、引言

　　2020年1月21日，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公布，山東2018年GDP修訂為6.66萬億元，下調幅度達12.8%，成為全國核減幅度最大的省份。2019年山東GDP初步核算為7.1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5%，低于全國6.1%的增速。經過多年粗放式增長，山東經濟發展的“天花板效應”逐漸凸顯，與廣東、江蘇的差距逐漸拉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面對上述問題，山東全面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工程，以調整產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破解經濟下滑難題。

　　當前國內學者已經對我國區域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優化等相關問題開展了初步的研究。關于經濟轉型理論的研究，林毅夫等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之上，選擇符合自身發展水平的最優產業，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以此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1];付才輝在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的研究中，主張建立地區、產業、企業三維轉型升級診斷模型，來代替波特競爭模型。此模型擬通過診斷具體地區的稟賦特征及產業結構，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因勢利導作用[2]。

　　關于中國區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應用研究，胡晨光、程惠芳、俞斌通過分析長三角經濟圈產業結構，認為有為政府對產業結構轉型具有積極影響力[3];姚耀軍通過對浙江經濟轉型問題的梳理，認為要素稟賦結構對浙江經濟轉型提供了基礎[4];鄭濤、左健、韓楠則通過分析河北資源稟賦與制造業結構的匹配情況，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應促進京津地區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向河北省轉移[5]。

　　關于山東經濟轉型問題的研究，余志林、丁浩等學者分析了山東石油化工產業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山東產業轉型升級需進行結構性調整、動能優化、新動能創造三個階段路徑[6];張曉峰等對山東電器企業進行案例分析，基于動態能力理論，從微觀層面揭示了山東企業轉型依賴于企業自身倡議定位變化、組織結構優化、業務布局升級和市場結構調整四種能力[7]。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轉型方面，對山東經濟轉型問題的研究，多停留于微觀產業和企業層面。為此，要促進山東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必須從宏觀角度深入分析山東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剖析山東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識別自身要素稟賦結構，構建增長甄別機理，才能更具針對性地提出促進山東經濟轉型的具體策略。

　　二、山東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經濟始終走在全國前列，GDP穩居全國前三，從宏觀來看，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快速發展期(1978—1985年)

　　從1978年到1985年，山東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1979年山東GDP超越遼寧排名第三，1981年，山東GDP超越江蘇排名第一，并連續四年榮登全國第一的寶座。與此同時，山東經濟增長速率也持續保持全國較高水平，1984年達到17.4%(見圖1)。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市場體系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邊緣開始萌芽。這一時期，山東農業和輕工業優勢明顯，縣域經濟發達，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經濟活力強勁，一大批像海爾、海信、魏橋、西王等企業開始在全國嶄露頭角，推動了全省經濟的快速崛起。此時山東經濟的產業結構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第二產業中輕工業占有較大比重，而第三產業的體量較小(見圖2)。這一時期，山東經濟的發展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軌跡，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二)第二階段：穩定增長期(1986—2001年)

　　從1986年到2001年，山東經濟發展進入穩定增長階段。1988年，廣東GDP超越江蘇，穩坐全國第一的寶座，山東GDP排名降至第三。2001年山東GDP達到9195.04億元，與1986年相比增長了12倍(見圖3)。此時，山東GDP增速雖然不及廣東，但仍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規模并沒有被廣東拉開距離，與江蘇保持并駕齊驅的發展態勢。

　　這一時期，山東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人口紅利、產業基礎，不斷吸引外來稟賦要素，實現全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這一階段，山東私營企業得到迅速發展，1992年全省私營企業達到1萬戶，在全國排名第4。與此同時，山東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第二、第三產業比重持續增高(見圖4)，石化、鋼鐵等重工業發展迅速，成為全省支柱型產業。山東經濟結構的變化基本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整體路徑，其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逐步顯現，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之一。

　　(三)第三階段：隱患潛伏期(2002—2008年)

　　進入21世紀，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國經濟迎來高速發展期，經濟發展方式開始發生轉變。從GDP排名來看，廣東、江蘇、山東三省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始終保持全國前三名。2002年，山東GDP突破萬億，與江蘇、廣東一起擠進“萬億俱樂部”(見圖5)。

　　這一時期，互聯網信息行業革命悄然來臨。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一大批互聯網企業迅速崛起，北上廣深四城適時進行結構轉型，經濟活力顯著。此時，互聯網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占比逐步提升。然而這一階段山東經濟增長仍然依靠重化工業，水泥、鋼鐵、石油、化工等產量位居全國前三，產業結構仍然以傳統工業為主，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錯失了經濟轉型的時機(見圖6)。粗放式增長方式雖然維持了山東經濟的表面繁榮，卻為之后的經濟滑坡埋下了隱患。

　　(四)第四階段：轉型陣痛期(2009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山東經濟發展速度明顯變緩，呈現“斯密極限”的飽和態勢。從2010年開始，山東GDP增速連年下降，2019年仍未觸底。同時，山東GDP與廣東、江蘇逐漸拉開距離，2018年山東與江蘇之間的GDP差距擴大至1.6萬億元(見圖7)。

　　這一時期，全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趨向服務化，服務業主導地位十分明顯。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為主要特征的傳統“三高”產業受到限制，以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特征的“四新”經濟迅速發展。此階段山東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有所提升，產業結構逐步得到優化(見圖8)，但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傳統工業，現代服務業發展落后于廣東、江蘇、浙江等省。全省人口、土地、資源等要素供求關系日益趨緊，環保、減排壓力持續增大，生態環境約束日益加劇，資源優勢逐漸成了“資源詛咒”，種種原因導致山東經濟轉型遲緩，陣痛不斷加劇。

　　三、山東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工業結構偏重

　　山東工業結構以傳統產業為主，傳統產業占工業的比重約70%，重化工業占傳統產業的比重約70%[8]。與廣東、江蘇兩省相比，山東傳統工業比重偏高，工業結構偏重(見表1)，在這種發展模式下，山東難以與全國發展方式相匹配，脫離了時代發展的主流，增大了經濟轉型的難度[9]。

　　1.工業結構偏重，意味著山東經濟發展能耗偏高、污染偏高。2017年，山東能源消耗占全國的9%，其中煤炭消費量占全國的10.6%。同時，山東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均居全國前列，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全國第一[10]。然而，山東傳統“三高”產業體量巨大，其經濟效益難以割舍，使得山東不經意間陷入了“路徑依賴”的怪圈，要素稟賦不斷向傳統工業傾斜，從而拖累了山東新興產業的發展，降低了山東經濟發展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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