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揚棄傳統工商業經濟的基礎上，人類經濟形態正發生著向生態經濟轉型的歷史變遷，這是人類文明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的超越邏輯的必然。商主體既是生態經濟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又是生態經濟建設的主要責任者。現代商主體應主動自我構建生態責任意識，從生態環保中獲得經濟落腳點與經濟增長點，積極加快由傳統經濟向當代生態經濟轉型。同時，加強政府規制是強化商主體承擔和履行生態責任的重要促進和保障機制。

　　關鍵詞：商主體;商行為;生態經濟;生態責任

　　作者：鄧琦

　　生態經濟是關照社會、自然與經濟三者高度統一、良性循環、和諧發展，實現經濟飛躍與自然生態保護雙生長的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現代商主體在生態經濟發展中是實施者和受益者，也是責任者。現代商主體只有積極參與其中，承擔生態責任構建，實行生態化的生產方式、管理方式和銷售方式，才能真正實現自身的騰飛和可持續發展，進而推動社會整體生態經濟的深入發展。現代商主體在生態經濟中的生態責任構建有其邏輯機理和路徑，需要在認識論上理清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傳統經濟轉向生態經濟型的邏輯必然，在實踐中構筑生態責任意識、拓展生態經濟方向，并以法律規制強化與引導生態經濟商行為。

　　一、揚棄與超越：生態文明取代傳統工商業文明的邏輯必然

　　19世紀下半葉，美國歷史學和人類學專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闡述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般過程，并將這一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蒙昧階段、野蠻階段和文明階段[1]。當代學者則進一步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階段應劃分為四個發展時代，即原始文明時代、農耕文明時代、工商業文明時代和生態文明時代，并指出當下“人類社會正處在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期”[2]。在原始文明時代，人類依靠人本身的體能力量、群體力量和自然環境下的自然物態，通過采集果實和狩獵動物獲得生存、繁衍與緩慢發展，人類完全依賴自然，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更沒有能動地控制或改造自然的能力，對自然充滿敬畏，并以自然崇拜祈求自然的庇佑[3]。在農耕文明時代，盡管人類依然依賴自然，但隨著生產器具使用的普遍化和認識自然能力的逐步提高，人類具有了越來越多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對自然原有的絕對崇拜和無上敬畏逐漸淡化，人類敢于向自然主動挑戰，在獲得成功的同時也消耗和危及了自然生態的平衡，但在大自然巨大的包容空間和凈化調整中，并沒有凸顯出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的危險后果。當人類發展到工商業文明時代，人類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社會的生產方式由傳統的農業生產為主轉變為以工業生產和商業運營為主業，特別是到了近代資本主義機械化大生產時代，隨著勞動組織的集中化、生產模式的規模化，在工商業產業和經濟革命過程中，人類對自然的需索空前加大，與之伴生的消耗和污染也急劇加速、飛速增長，人類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由微量觸動最終走向了無節制的破壞，嚴重打破了自然生態的平衡和客觀所需的生長規律。人類在盡享工商業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時，也開始飽受資源漸趨枯竭、能源危機等工商業文明負外部性的實質影響。在已經走過了農耕文明和即將走出工商業文明的現代，人類已經擁有了改造自然的強大能力，甚至已經擁有了摧毀萬物的超級強力，但文明盛宴背后的破壞代價轉換消減了傳統工商業文明取得的進步，并且正在越來越強地走向其反面，已然構成了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挑戰，人類如果不改變對自然無限度損耗意識下的傳統工商業文明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社會的進步必將漸趨停滯，也必將在劫難逃地走向其反面。突破傳統困境，科學進行資源利用與開發，防范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造成的環境問題，構建綠色經濟增長模式等問題已經引發了當代知識精英和世界各國的重要關切，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已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生態文明呼之欲出。

　　從近現代社會歷史發展中人與自然現實關系的存在狀態看，由人類依賴自然已經轉變為人類洗劫自然，由自然包容人類轉變為自然報復人類。人類科學技術的迅猛增長起自于1640年以來以機械、電力和計算機等為代表的三次工業革命，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人類在與自然生態的互動關系中成為了強大的能動改造者，“人類開發、利用、改造自然獲得巨大成就，遠遠超出過去一切世代總和”[4]。但必須同時看到，人類征服自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無限制掠取和肆意摧殘的基礎之上，人類已經造成了巨大的自然環境侵害和自然生態損傷，這種傷害已經超越了大自然的自我調適空間和自我凈化能力，使得自然無法再背負沉重負擔，開始反向作用于人類社會。人類不能再繼續以往的文明模式，必須重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轉向新型的文明模式才能應對生存危機，賡續發展。作為對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回應，人類文明面臨重大轉折，超越傳統，以生態文明揚棄傳統工商業文明漸成時代潮流，生態文明是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邏輯必然。

　　“生態”一詞的現代義涵，既可以指生活狀態，也可以指生理特性和生活習性。但在當代，人們更多地從系統論的意義上使用“生態”一詞，指在一定的地理環境或空間范圍內，生物機體之間、非生物因子之間以及生物機體和非生物因子之間，因彼此相依、共同存在且相互關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存狀態，它包含一切有機體之間以及一切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共生與互動。在人們不斷對“生態”進行思考的過程中，還產生了諸多與之相關的概念，如生態環境、生態群落、生態體系、生態學、生態位、生態鏈、生態文明等。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H·Haeckel)首次提出了“生態學”的概念——“生態學”是“研究動物與有機及無機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這一概念揚棄了傳統僅對生物個體的單一思考，強調生態因子間具有系統的關聯性[5]。“生態法”的概念則是由20世紀70年代的前蘇聯奧·斯·科爾巴索夫教授提出的，指出應以“生態法”名詞來界稱“自然環境保護法”及其相關法律部門領域和法律教學科研領域，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①。從社會、經濟與環境的法制整合主義角度，鄭少華指出，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與自然界應和諧共處，堅持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第三次法律革命，變革“以人為本位”的法律文明觀，更替為“以自然為本位”的法律新理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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