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我們當下的研究，少有對語言層面的深度探索。我們發現，在現有的中國文學譯介研究中，有的關注到中國作家的語言的外譯問題。在這一方面，有兩種聲音曾引起學界的關注甚或討論。

　　一是來自國外漢學家的聲音。如顧彬，他在多個場合批評中國當代作家“語言太差”;又如葛浩文，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也有消極的評價。

　　二是來自國內譯學界和文學界的聲音。比如王寧就認為莫言獲獎，有翻譯家葛浩文的功勞，在某種意義上說，葛浩文的翻譯提升了莫言的語言。持這一觀點的，還有文學批評家李建軍。他在論莫言獲獎的文章中，認為莫言文字不好，是葛浩文的翻譯“美化”了莫言的語言。所以，莫言才有可能獲獎。

　　有關翻譯與語言的關系，似乎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但對于翻譯的本質與翻譯的價值的探索，語言這一層面的思考似乎又很少，即使有，也似乎難以擊中要害。

　　對于翻譯的價值，翻譯家袁筱一在媒體訪談中，曾講過一段頗有深意的話：“翻譯的價值，很大程度上來自不同語言間的新鮮撞擊，刺激我們尋找語言的更多可能性。對于翻譯來說，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恰恰就是對翻譯的抵抗。只有抵抗才能帶來語言的探索。”細細品味袁筱一的這段話，相信這并非僅僅是經驗之談，而是對于翻譯價值的一種深刻的思考與新的探討。

　　做文學翻譯的人，大抵都有過“抵抗”的遭遇。最常見的情形是，原作中一些鮮活而獨具個性的表達，在目的語中會遭遇極力抵抗，抵抗的原因有多種：因為詞匯的空缺，難以找尋到對等的表達;因為原作的表達太具異質性，難以在目標語中尋找到相融的可能。面對原作對目的語提出的挑戰，翻譯者的態度與行為便顯示出各種樣態，有妥協的，有任意改造的，有歸化處理的。但也有接受挑戰的，在目的語對原作的抵抗處，去尋找新的可能性，在異的考驗中，在自我與他者的直接抵抗中，探索語言新的可能性，拓展新的表達空間。

　　以此角度去反觀當下的翻譯研究，當我們看到“連譯帶改”的翻譯方法被標榜為翻譯被接受的“靈丹妙藥”，不由得會產生疑問：文學翻譯，應該在何種程度上去保持原作的表達個性，在語言的層面將原作的風格加以生動地傳達?我認為，這應當是一個值得深度思考的問題。

　　翻譯的價值有多種，從語言的層面去加以思考去探討，我們目前至少可以從以下諸家的論述中得到啟發：一是魯迅，他認為翻譯的最大功績在于通過翻譯，吸引國外的新思想，輸入新的表達，以改造國人的思維，豐富漢語的表達。二可參照趙元任，他翻譯了不少作品，《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就出自其手。在他看來，他翻譯這部書，主要是想試驗白話文的翻譯能力，通過白話文在語言轉換過程中所接受的考驗，鍛煉白話文的表達能力，讓白話文在抵抗中成長，變得成熟而豐富。三是可以參照當代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中所表達的觀點。王小波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當代作家，他認為作為作家，其語言的學習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譯家王道乾、查良錚的翻譯，是兩位翻譯家的翻譯作品中的語言表達給了他以滋養。持同樣觀點的還有葉兆言，他對傅雷的翻譯有一份獨有的尊敬，因為在他看來，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作品讓他看見了漢語表達的奧妙。

　　語言之于翻譯，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對于翻譯而言，涉及的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渡問題。從一種文字出發，經過轉渡，以另一種文字為歸宿。如果說文學是文字的藝術，那么文學翻譯，便是與文字打交道，是語言轉換的藝術。在作家的眼里，語言是否有文學性，語言表達是否有個性，是衡量文學翻譯成功與否最主要的標準。然而，作家們看到的是翻譯的語言，翻譯語言的文學性固然是評價的一條標準，但譯者的翻譯之于原作語言的關系，卻是一般讀者，包括不通外文的作家或批評家所難以評估與判斷的，而文學翻譯的研究，恰恰要關注的，或者說不能忽視的，就是這一層面的問題。

　　討論翻譯的語言問題或語言價值，尤其思考當下我們所關注的中國文學外譯問題，需要從文本出發，在微觀的層面去發現抵抗的原因，觸及抵抗與考驗的張力，去觀察抵抗的種種表現，在異的考驗中，在語言探索的層面，去拓展翻譯有可能為母語帶來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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