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依據2014—2020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構建了中國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體系，并基于熵權法測算了2003—2015年中國大陸31個省份新型城鎮化水平。在此基礎上，通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的空間交互效應，并在控制了對外出口、金融發展以及財政支出的情況下研究了制造業集聚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制造業集聚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特征，表現出明顯的“集聚俱樂部”現象。制造業集聚顯著地推動了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同時其空間溢出效應明顯，在推動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的同時還能有力地帶動周邊地區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地方財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顯著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并且地區之間財政行為存在空間互動，鄰近地區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同時，對外出口和金融發展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間溢出效應卻不明顯，并未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影響。對此，建議應該以產業集聚區作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區，不斷完善集聚區相關配套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實現產城融合的良性發展態勢。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制造業集聚;熵權法;空間杜賓模型;空間溢出效應

　　城鎮化又稱城市化，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進步，人口、資本和土地等要素稟賦及經濟社會活動不斷向城鎮聚集，引致城鎮生產和生活空間逐步擴大并隨之引起的一系列經濟社會變化過程，其表征為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的歷史變遷。中國政府于2012年明確提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倡議并將其確立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動力和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此后，中國政府又于2014年進一步強調了以促進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提高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倡議，并將其視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關鍵舉措以及實施鄉村振興倡議和區域協調發展倡議的有力支撐。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依靠在勞動力和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取得了飛速發展，奠定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制造業推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是社會發展與環境協調的基石。毫無疑問，新型城鎮化的良性可持續發展及活力主要取決于合理制度條件下的產業生長。沒有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支撐，城鎮化將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那么，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及其呈現的集聚態勢是否顯著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其效應究竟如何?對以上問題的回應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蘊含。

　　一、文獻回顧

　　歷史經驗已經證實，制造業集聚與城鎮化在一國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內在關聯成為各國學者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Button基于成本效益的視角，剖析了集聚經濟的基本表征和內在本質，研究發現了制造業集聚與城鎮化存在互動共生關系[1]。Baldwin研究發現，企業集聚引致的相關制造業集聚以及伴生的人口向城鎮產業集中，促進了城鎮空間拓展、城鎮規模的增長以及城市群的興起[2]。

　　仇保興通過分析產業集聚、工業化與城市之間關系，認為制造業集聚是實現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良性互動的重要途徑[3]。蘇雪串在深入分析制造業集聚推動城鎮化進程的內在機制基礎上，認為制造業集聚在城鎮化中期的加速階段的作用更為顯著[4]。胡伶俐、施祖麟揭示了制造業集聚促進城鎮化的內在機制：制造業集聚促進了區域環境的改善，從而推動城鎮人口流入，促進產業分工和市場形成，進而為城鎮化的形成提供了內在基礎[5]。

　　王亞飛等通過構建動態面板協整模型和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研究發現了制造業集聚對新型城鎮化具有推動作用，而新型城鎮化卻不是制造業集聚的動力[6]。吳豐林等基于城市數據，探析了制造業集聚的形成機理，研究認為制造業集聚有助于促進優化城市的空間密度和功能形態[7]。李華從空間集聚的視角推演了城鎮形成與發展的兩階段模型，認為多樣化偏好是制造業集聚的內生動力，而集聚外部性則是制造業集聚促進城鎮化發展的內在途徑[8]。

　　Mills和Hamilton構建了Mills-Hamilton城市模型，認為鎮城化進程的核心動力在于產業的區位選擇和集聚過程[9]。羅薇薇以中國廣東為例，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發現制造業集聚與城鎮化存在互為因果關系[10]。袁丹和雷宏振通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發現，制造業集聚不僅有助于推動本地城鎮化的發展，還促進了相鄰地區的城鎮化進程[11]。楊仁發和李娜娜的研究表明，制造業集聚能夠顯著地促進城鎮化發展，而服務業集聚則不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12]。

　　過往的文獻為研究產業集聚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證據和理論基礎，但也存在著不足：(1)單一的人口城鎮化率作為指標無法全面描述城鎮化水平;(2)對于制造業集聚與城鎮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傳統計量方法，缺乏以空間的視角考察二者之間的影響和關系，也未測算出制造業集聚對新型城鎮化所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本文主要貢獻在于：(1)依據中國31個省份2003—2015年新型城鎮化建設的24個指標，構建了評價城鎮化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并基于熵權法對中國省際新型城鎮化水平進行測度;(2)研究了制造業集聚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并在省級層面上采用空間計量的方法研究制造業集聚對新型城鎮化所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非農產業向城鎮的聚集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勞動力的轉移是城鎮化漸進演變的本質。經濟上具有相互關聯的企業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鄰近從而實現了在運輸成本上的節約。集聚經濟的存在使得聚集區域內的企業可以通過共享中間產品投入、勞動力儲備與匹配以及技術、知識溢出效應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利潤與工資水平，引致勞動力不斷涌入，同時制造業企業的區位選擇在利潤最大化原則下也不斷向集聚區聚集。在以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制造業部門中，勞動力集中的地方由于壟斷競爭的特性，存在較高的要素報酬，這更加有利于吸引勞動力的進一步匯集，使之成為城鎮發展的基礎。

　　在工業化初期，工業部門的快速擴張對勞動力具有巨大需求，在勞動力要素存在自由流動以及理性人假設前提下，勞動力將會從收益相對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至收益相對較高的工業部門，引致農村人口轉移至城鎮。由人口集聚形成的規模效應促進了各種成本的有效降低，這加快了各種要素資源向城鎮聚集，從而促進城鎮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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