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征戰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在他身后，據有中國的元朝與歐、亞諸汗國先后并立，故各國間文化交流頗為活躍。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天文學與伊斯蘭天文學之間的接觸，中外學者曾有所論述。總的來說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此種接觸確實存在，但其中不少具體問題尚缺乏明確的線索和結論。本文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對較為重要的六個問題略加考述，以求對這一時期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之間的交流接觸有一更為全面和清晰的認識。
一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在中亞的天文活動
有關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這兩位著名人物在中亞的天文學活動的記載，是頗為重要的背景材料。它們表明，元代中國與伊斯蘭天文學的接觸，在忽必烈時代的高潮到來之前，早巳非常活躍地進行著。
耶律楚材(1189---1243)本為契丹人，遼朝皇室的直系子孫，先仕于金，后應召至蒙古，于1219年作為成吉思汗的星占學和醫學顧問，隨大軍遠征西域。在西征途中，他與伊斯蘭天文學家就月蝕問題發生爭論，《元史·耶律楚材傳》載其事云：“西域歷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
此事發生于成吉思汗出發西征之第二年即1220年，這可由《元史·歷志一》中“庚辰歲，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的記載推斷出來。〔1〕發生的地點為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的撒馬爾罕(Smarkand)〔2〕，這可由耶律楚材自撰的西行記錄《西游錄》(向達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的行蹤推斷出來。
耶律楚材在中國傳統天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元初承用金代《大明歷》，不久誤差屢現，上述1220年五月“月蝕不效”即為一例。為此耶律楚材作《西征庚午元歷》(載于《元史·歷志》之五至六)，其中首次處理了因地理經度之差造成的時間差，這或許可以看成西方天文學方法在中國傳統天文體系中的影響之一例——因為地理經度差與時間差的問題在古希臘天文學中早已能夠處理，在與古希臘天文學一脈相承的伊斯蘭天文學中也是如此。
據另外的文獻記載，耶律楚材本人也通曉伊斯蘭歷法。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麻答把歷”條云：“耶律文正工于星歷、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于中國，乃作《麻答把歷》，蓋回鶻歷名也。”聯系到耶律楚材在與“西域歷人”兩次爭論比試中都占上風一事，可以推想他對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方法和伊斯蘭天文學方法都有了解，故能知己知彼，穩操勝算。
約略與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西征的同時，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丘處機(1148—1227)也正在他的中亞之行途中。他是奉召前去為成吉思汗講道的。丘處機于1221年歲末到達撒馬爾罕，幾乎可以說與耶律楚材接踵而至。丘處機在該城與當地天文學家討論了這年五月發生的日偏食(公歷5月23日)，《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載其事云：
至邪米思干(按即撒馬爾罕)……時有算歷·者在旁，師(按指丘處機)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
此三處所見各不同。……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
丘處機此時已73歲高齡，在萬里征途中仍不忘考察天文學問題，足見他在這方面興趣之大。他對日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可見到不同食分的解釋和比喻，也完全正確。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都在撒馬爾罕與當地天文學家接觸和交流，這一事實看來并非偶然。150年之后，此地成為新興的帖木兒王朝的首都，到烏魯伯格(Ulugh Beg)即位時，此地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天文臺(1420)，烏魯伯格親自主持其事，通過觀測，編算出著名的《烏魯伯格天文表》——其中包括西方天文學史上自托勒密(Ptolemy)之后千余年間第一份獨立的恒星表。〔3〕故撒馬爾罕當地，似乎長期存在著很強的天文學傳統。
二 馬拉蓋天文臺上的中國學者是誰
公元13世紀中葉，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Hulagu，或作Hulegu)大舉西征，于1258年攻陷巴格達，阿拔斯朝的哈里發政權崩潰，伊兒汗王朝勃然興起。在著名伊斯蘭學者納速拉丁·圖思(Nasir al-Din al-Tusi)的襄助之下，旭烈兀于武功極盛后大興文治。伊兒汗朝的首都馬拉蓋(Mara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起了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天文臺(1259)，設備精良，規模宏大，號稱藏書四十余萬卷。馬拉蓋天文臺一度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學術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前去從事研究工作。
被譽為“科學史之父”的薩頓博士(C.Sarton)在他的《科學史導論》中提出，馬拉蓋天文臺上曾有一位中國學者參加工作。〔4〕此后這一話題常被西方學者提起。但這位中國學者的姓名身世至今未能考證出來。
薩頓之說，實出于多桑(C.M.D’Ohsson)《蒙古史》，此書中說曾有中國天文學家隨旭烈兀至波斯，對馬拉蓋天文臺上的中國學者則僅記下其姓名音譯(Fao-moun-dji)。〔5〕由于此人身世無法確知，其姓名究竟原是哪三個漢字也就只能依據譯音推測，比如李約瑟著作中采用“傅孟吉”三字。〔6〕
再追溯上去，多桑之說又是根據一部波斯文的編年史《達人的花園》而來。此書成于1317年，共分九卷，其八為《中國史》。書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直到旭烈兀時代，他們(中國)的學者和天文家才隨同他一同來到此地(伊朗)。其中號稱“先生”的屠密遲，學者納速拉丁·圖思奉旭烈兀命編《伊兒汗天文表》時曾從他學習中國的天文推步之術。又，當伊斯蘭君主合贊汗(Ghazan Mahmad Khan)命令纂輯(被贊賞的合贊史》時，拉施德丁(Rashid al-Din)丞相招致中國學者名李大遲及倪克孫，他們兩人都深通醫學、天文及歷史，而且從中國隨身帶來各種這類書籍，并講述中國紀年，年數及甲子是不確定的。〔7〕
關于馬拉蓋天文臺的中國學者，上面這段記載是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史料。“屠密遲”、“李大遲”、“倪克孫”都是根據波斯文音譯懸擬的漢文姓名，具體為何人無法考知。“屠密遲”當即前文的“傅孟吉”——編成《伊兒汗天文表》正是納速拉丁·圖思在馬拉蓋天文臺所完成的最重要業績。由此還可知《伊兒汗天文表》(又稱《伊兒汗歷數書》，波斯文原名作Zij11-Khani)中有著中國天文學家的重要貢獻在內。
最后還可知，由于異國文字的輾轉拼寫，人名發音嚴重失真。要確切考證出“屠密遲”或“傅孟吉”究竟是誰，恐怕只能依賴漢文新史料的發現。
三 雙語的天文學文獻
李約瑟曾引用瓦格納(Wagner)的記述，談到昔日保存在俄國著名的普耳科沃天文臺的兩份手抄本天文學文獻。兩份抄本的內容是一樣的，皆為從1204年開始的日、月、五大行星運行表，寫就年代約在1261年。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抄本一份為阿拉伯文(波斯文)，一份則為漢文。1261年是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李約瑟猜測這兩份抄本可能是札馬魯丁(詳下文)和郭守敬遺物。但因普耳科沃天文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遭焚毀，李氏只能“希望這些手抄本不致成為灰燼”〔8〕。
在此之前，薩頓曾報道了另一件這時期的雙語天文學文獻。這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撒馬爾罕第(Ata ibn Ahmad al-Samarqandi)于1362年為元朝一王子撰寫的天文學著作，其中包括月球運動表。手稿原件現存巴黎，薩頓還發表了該件的部分書影，從中可見此件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注，標題頁則有漢文。〔9〕此元朝的蒙古王子據說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裔阿刺忒納。〔10〕這件文獻中的天文學內容則尚未見專題研究問世。
四 札馬魯丁以及他送來的七件西域儀器
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七件。七儀的原名音譯、意譯、形制用途等皆載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由于七儀實物早已不存，故對于各儀的性質用途等，學者們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茲簡述七儀原名音譯、意譯(據《元史·天文志》)、哈特納(W.Hartner)所定阿拉伯原文對音，并略述主要研究文獻之結論，依次如下：
1.“咱禿哈刺吉(Dhatu al-halaq-i)，漢言混天儀也。”李約瑟認為是赤道式渾儀，中國學者認為應是黃道渾儀〔11〕，是古希臘天文學中的經典觀測儀器。
2.“咱禿朔八臺(Dhatu’sh-shu‘batai)，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中外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即托勒密(Ptolemy)在《至大論》(Almagest)中所說的長尺(Organon parallacticon)。〔12〕
3.“魯哈麻亦渺凹只(Rukhamah-i-mu‘—wajja)，漢言春秋分晷影堂。”用來測求春、秋分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一座密閉的屋子(僅在屋脊正東西方向開有一縫)連成整體。
4.“魯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amah-i-mustawiya)，漢言冬夏至晷影堂也。”測求冬、夏至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上儀相仿，也與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開縫)構成整體。
5.“苦來亦撒麻(Kura-i-sama’)，漢言渾天圖也。”中外學者皆無異議，即中國與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儀。
6.“苦來亦阿兒子(Kura-i-ard)，漢言地理志也。”即地球儀，學者也無異議。
7.“兀速都兒刺(al-Ustulab)，漢言定晝夜時刻之器也。”實即中世紀在阿拉伯世界與歐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盤(astrolabe)。
上述七儀中，第1、2、5、6皆為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即已成型并采用者，此后一直承傳不絕，阿拉伯天文學家亦繼承之;第3、4兩種有著非常明顯的阿拉伯特色;第7種星盤，古希臘已有之，但后來成為中世紀阿拉伯天文學的特色之一——阿拉伯匠師制造的精美星盤而久負盛名。如此淵源的七件儀器傳人中土，意義當然非常重大。
札馬魯丁進獻七儀之后四年，忽必烈下令在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東南境內)設立回回司天臺(1271)，并令札馬魯丁領導司天臺的工作。及至元亡，明軍占領上都，將回回司天臺主要人員征召至南京為明朝服務，但是該臺上的西域儀器下落，卻迄今未見記載。由于元大都太史院的儀器都曾運至南京，故有的學者推測上都回回司天臺的西域儀器也可能曾有過類似經歷。但據筆者的看法，兩座晷影堂以及長尺之類，搬運遷徙的可能性恐怕非常之小。
這位札馬魯丁是何許人，學者們迄今所知甚少。國內學者基本上傾向于接受李約瑟的判斷，認為札馬魯丁原是馬拉蓋天文臺上的天文學家，奉旭烈兀汗或其繼承人之派，來為元世祖忽必烈(系旭烈兀汗之兄)效力的。〔13〕最近有一項研究則提出：札馬魯丁其人就是拉施特(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拉施德丁丞相”)《史集》(Jami al-Tawatikh)中所說的Jamal al-Din(札馬刺丁)，此人于1249—1252年間來到中土，效力于蒙哥帳下，后來轉而為忽必烈服務，忽必烈登大汗之位后，又將札馬魯丁派回伊兒汗國，去馬拉蓋天文臺參觀學習，至1267年方始帶著馬拉蓋天文臺上的新成果(七件西域儀器，還有《萬年歷》)回到忽必烈宮廷(事見 李迪撰《納速拉丁與中國》，載《中國科技史料》11卷4期，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