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廣東省2008—2015年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發展現狀，構建城市規模擴張的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容量層次分析方法(AHP)綜合評價體系，并利用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綜合容量協調度模型探討城市規模擴張過程中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的水平及二者的協調關系。結果表明，廣東省水生態文明水平總體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水處理率和水利用率的增長是廣東省水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形式;而水擁有量和水使用量對于水生態文明建設影響相對較小。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的變化波動性較弱，但總體上呈上升狀態;主要受產值環境和人口環境的影響、產值環境和人口環境的子系統綜合評價值的提高會促進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的提升。經濟環境與水生態文明系統的協調度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形變化，總體上兩者的協調程度不高，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系統的矛盾日益突出。

　　關鍵詞：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協調度;城市規模;廣東省

　　“十二五”以來，廣東省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進程邁向了新臺階。在擴張過程中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的關系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外學者對城市化規模擴張中的水生態文明和經濟環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包括城市規模擴張與水生態文明及承載力的影響、城市規模擴張與經濟環境容量的互動關系等。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城市規模擴張中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問題進行研究，如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與人口規模相互作用、城市規模擴張中的水生態文明和承載力的研究、水生態文明和經濟環境容量綜合評價體系等。隨著廣東省城市化的加速，人口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對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的容量和綜合承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參考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考慮廣東省水生態文明和經濟環境的現狀與其社會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對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的系統協調整體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以期為廣東省城市規模擴張中經濟環境與水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借鑒和參考。

　　1 文獻綜述

　　1.1 國外研究綜述

　　關于城市規模擴張與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的關系，國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Bettencourt等運用量化說明創新周期是城市擴張、經濟增長的因素[1];Amal等通過生態網絡方法對快速城市擴張下城市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研究[2];Imam等以特定區域的地理和社會經濟為背景，利用成本效益和環境友好的相互適應來減少或減輕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影響[3];Fitzgerald等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和穩健回歸技術對138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生態不平等交換理論的假設具有一定的支撐作用，特別突出經濟貿易對水資源的影響[4];Linda等運用edpsir框架確定緬甸人水系統關鍵指標，并提出政策、經濟與需水的關聯研究[5];Roobavannan等介紹了澳大利亞Murrumbidgee河流域水文化與經濟環境的關系，并試圖解釋如何利用保護環境來分配農業用水，從而促進地方經濟效率[6];Kaishev等認為環境管理因素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通過環境因素指標評價生態經濟現代化[7];Kennedy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經濟變化下的綠色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潛在因素，通過循環經濟發展倡議及中國近10年的行動計劃，提出中國綠色產業轉型的對策[8];Banzhaf等將生態恢復與衡量特定生態改善的經濟方法結合起來評估阿巴拉契亞南部生態系統的生態效益與經濟價值[9];Owusu-Sekyere等認為全球水生態文明形勢嚴重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出水生態足跡評價應考慮到輸出產品和經濟水生產力的增值情況[10];Lenzen等通過協調度分析水生態文明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11-12]。

　　1.2 國內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在城市發展和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關系模型方面也作了大量研究，謝永紅等構建“水資源-社會-經 濟- 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以綜合指數法分析研究區域水資源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性[13];呼和濤力等運用耦合度模型和協調度模型深入分析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關系[14-16];蔡俊等利用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擴張、城市化增速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17-18];張俊鳳等采用改進熵值法、誤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等方法評價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19];毛偉采用面板VAR模型動態評估了中國省際層面城市建設用地擴張與經濟增長效率的互動影響[20];趙丹陽等通過構建“生態環境效應—壓力—狀態—響應”模型，分析2001—2013年松花江流域城市用地擴張的生態環境效應[21];郭瑞敏等應用“脫鉤”理論對城市擴張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22-23]。

　　進入21世紀以來，廣東省城市化獲得了快速發展，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城市化率達到68.71%，在21個地級市中有13個城鎮常住人口超過農村。城市化進程在取得進步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如城市化發展方式粗放、盲目與過度發展，導致耕地占用過多、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嚴重，城鎮自然承載力下降明顯，產值環境惡化，這些問題均嚴重影響了城市化效率。本研究以廣東省城鎮為樣本，基于2008—2015年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發展現狀，構建城市規模擴張的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容量AHP綜合評價體系，并利用水生態文明-經濟環境綜合容量協調度模型探討城市規模擴張過程中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的水平以及二者的協調關系，以期為廣東省新型城市化發展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2 研究方法

　　2.1 評價指標的選擇與體系的構建

　　結合廣東省的實際情況，依照客觀性、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原則，在參考以往眾多學者關于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的基礎上，引入水擁有量、水使用量、水處理率、水利用率等4個方面16個指標表現廣東省水生態文明水平。從產值環境、人口環境、生活環境、就業環境等4個方面選擇16個指標來反映廣東省城市規模擴建進程中經濟環境綜合容量發展狀況。水生態文明與經濟環境綜合評價體系表由目標層、系統層、指標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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