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法律規制的不健全相關，對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監管不到位甚至出現了尋租行為都是國有企業承擔生態責任缺失的重要原因。監管體制的不健全主要包括缺乏全面的法規體系、缺乏規范的審查、核算體系和缺乏有效的監督評價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監管的缺失，才是導致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甚至生態災難責任事件頻發的關鍵因素。本文選自：《應用生態學報》領域的創新性科研成果與科研進展，反映我國應用生態學的學術水平和發展方向，跟蹤學科發展前沿，注重理論與應用結合，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合作與人才培養。

　　關鍵詞：生態學,自然建設,應用生態學報

　　自20世紀9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進入中國以來，面對現實情況，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國有企業在經濟目標與非經濟目標之間的權衡等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課題。這樣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普及，對于加深人們對于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生態倫理責任在中國的引入與推廣是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一次更新與進步，企業生態倫理責任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融合，將會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形成巨大的影響。第二，有助于國有企業樹立和培育現代社會的生態倫理責任意識，確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與實踐性的規范和標準，從而提升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生態倫理學立足于生態整體主義原則，依據人類與自然作用的整體互動性，要求人類發展的行為既要有益于自身的長期生存，又要有益于自然生態的平衡。企業生態倫理作為企業管理的新的方面，它是企業倫理的一個新的領域，是企業管理的進步和進化。因此，在生態倫理學的視域下考察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無論從現實還是長遠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有助于從理論上深層次認知國有企業生態責任的內涵，形成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高度融合。自從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誕生以來，關于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又具體包含哪些內容，企業是否需要承擔生態責任等諸多問題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傳統的觀點認為企業是“經濟人”，以追求最大經濟利益為主導，不需要承擔生態倫理責任。而美國經濟倫理學家喬治•恩德勒(GeorgesEnderle)則堅持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三個層面，即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有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自主性的行為對其利益相關者、社會及其環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的影響時，應持有的公正傾向和自省糾偏意識，從而要求企業承擔改變這些消極影響的成本。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一直以追求經濟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了其對公民、社會與國家應有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對生態倫理責任的缺失。因此，亟須強化對我國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培育全民和國有企業的生態責任意識，不僅要使國有企業在政府的管制下被動地履行企業生態責任，而且要使其能夠將生態責任意識與要求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積極主動地承擔應有的責任。同時，強化對我國國有企業生態倫理責任的研究，有助于逐步確立與企業履行生態倫理責任要求相匹配的具有可操作性和實踐性的法律制度規范與標準，形成主體自身責任意識與外部社會規范標準的有機結合，進而破除西方國家設定的綠色貿易壁壘，提升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有助于重塑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實現國有企業、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實現可持續發展。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問題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程度密不可分。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有利于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重塑。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過程中，主要是圍繞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進行了制度設計與安排，對董事會成員和經理層的激勵和監督機制是重點，而對于利益相關者則未能給予高度重視。

　　上述制度設計理念上的缺陷，導致國企不僅未能很好地解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問題，相反卻帶來了國有資產大幅度流失、職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環境污染嚴重等外部不經濟性行為嚴重泛濫等問題。因此，強化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必須引入利益相關者，這將會促使國有企業在進一步的改革過程中，不僅考慮維護和實現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而且積極致力于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生態環境的考量，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倫理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企業、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

　　社會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體制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本質上只是一個進行成本核算的生產單位，并不具備企業所必須的各種基本特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典型特征是企業自身的責任被無限放大，導致企業沒有盈利的概念。國有企業承擔著大量的本應屬于政府的職能。可以說，這個時期的企業處于一種企業辦社會階段，企業與員工的關系是控制和保護的關系，企業員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由企業來承擔。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服務方式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改革開放之后，國家有計劃地為國有企業減負，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抓住機遇，充分意識到利潤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然而，無限制的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導致了國有企業履行生態倫理責任的缺失，放松和忽視了企業本應擔負的社會責任。

　　經濟發展原因。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職能的缺失與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也是存在一定關系的。在改革開放之前，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落后于世界，但是國有企業依然需要擔負沉重的社會包袱。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國有企業將絕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自身的發展和利潤的追求上，部分國有企業自身的效益直接決定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效度。一些效益好的企業，在邁入良性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之后，逐漸承擔起生態環境責任;而一些經營業績不好的國有企業，由于自身的發展都存在問題，根本沒有能力去承擔起過多的生態環境責任。從這個層面上來看，企業經濟的發展水平是國有企業承擔生態環境責任的基礎，從根本上決定著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與效度。

　　制度設計原因。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不規范也是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缺失的重要原因。首先，國有企業生態環境責任的立法體系不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中關于企業生態環境責任的內容太少，而且常常在法律價值取向上存在矛盾。在已有的相關法律和法規的規定中，鮮有關于企業生態環境責任的明確規定。因此，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是當務之急。其次，監管體制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