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幸福反彈”是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幸福感演進趨勢的主旋律，本文利用2013年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的微觀數據，評估了城市人力資本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顯著地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而增加勞動工資、縮小不同勞動者間的工資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的就業率，是城市人力資本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機制。高校“擴招”與快速城市化推動的城市人力資本擴張是中國實現“幸福反彈”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過程中，不僅要“為了人”更要“依靠人”，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城市化質量的提高才是推動居民生活質量改善的關鍵性動力。

　　關鍵詞：幸福感;城市化;人力資本;高校“擴招”;勞動工資;就業率;社會信任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學界普遍認為1990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幸福停滯”的現象。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并沒有顯著地提高[1-2]。而如果更為細致地觀察這一時間維度內的幸福感變動趨勢，則可以發現真實情況遠非“停滯”一詞所描述的那樣簡單。整個過程可以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20世紀最后十年，中國社會出現了明顯的幸福感下滑。世界價值觀調查(WVS)數據顯示，1990—2002年，中國居民自評的“生活滿意度”①從7.3下降到6.5[3]，自評的“生活愉快程度”②從2.16下降到1.20(見圖1)。第二個階段：進入21世紀以后，“幸福反彈”成為中國居民幸福感變化的主旋律。2002年以后的WVS數據顯示，中國居民的幸福感基本處于上升的通道，自評的“生活滿意度”從2002年的6.5上升到2012年的6.69，自評的“生活愉快程度”從2002年的1.20上升到2012年的1.91[5]。此外，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③和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④也都驗證了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的幸福感處于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4](見圖1)。

　　然而遺憾的是，理論界并沒有對中國居民的“幸福反彈”給予必要的關注，更多文獻試圖從收入差距[6]、政府質量[7]、環境污染[8]等角度尋求“幸福停滯”的合理解釋。不可否認，以上文獻對厘清20世紀末中國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這些理論卻并不能為解釋“幸福反彈”提供明確的邏輯線索。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持續在高位運行，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峻，居民生活環境仍然需要得到改善。與此同時，在經歷了40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進入了經濟增速換擋期，GDP增速開始回調。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拉動中國實現了“幸福反彈”呢?

　　如果分城鄉來考察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幸福感的變化趨勢，則會發現該時間段內幸福感的提高主要是城市居民拉動的。根據2003以來的CGSS數據，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增長速度顯著高于農村居民[4]。CHIP數據則更為直接地顯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均值從2002年的3.48增長至2013年的3.75，而農村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從2002年的3.67下降為2013年的3.58。這也就意味著，只有以城市部門為切入點才有可能找到解釋“幸福反彈”的主要線索。

　　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兩個經濟過程值得高度關注。第一個經濟過程是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擴招。1998年全國高校的錄取人數為108萬人，而到2013年全國高校錄取人數已經突破700萬人，短短15年間招生規模增長了近6倍。第二個經濟過程是，幾乎與高校“擴招”同時，中國開啟了世界經濟史上都少見的高速城市化進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從1999年的30.89%，陡然升至2018年的59.58%。在以上兩個經濟過程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城市部門出現了以新增大學畢業生以及農村高素質人口為主要群體的人力資本擴張。2018年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顯示，城鎮勞動力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從1999年的11.16%，增長至2016年的27.92%，而在農村該指標僅從1999年的0.68%上漲至2016年的2.93%[9]。在時間窗口上，城市人力資本的擴張與居民幸福感的回升是高度吻合的。同時，近年來以Moretti[10]為代表的勞動經濟學家與城市經濟學家越來越重視人力資本空間集聚所形成的溢出效應對城市發展及居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大量的城市經濟學文獻表明，城市人力資本集聚所產生的社會化收益要遠遠高于教育所形成的個人收益。Glaeser等[11]通過建立一個理論模型論證了地區人力資本對城市繁榮的影響，他們認為美國不同城市間發展水平的差異主要源于城市人力資本的差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兩個重要的追問：(1)城市人力資本究竟對居民幸福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幸福反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城市人力資本的擴張?(2)如果城市人力資本確實顯著拉動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那么其內在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并不能為以上兩個問題提供系統性的答案。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嘗試將城市人力資本與居民幸福感相聯系，使用中國家庭微觀數據評估城市人力資本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同時檢驗城市人力資本可能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機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梳理城市人力資本可能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機制，為經驗研究搭建理論框架;第三部分介紹計量模型的設定及數據的處理過程;第四部分利用微觀數據實證檢驗城市人力資本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第五部分給出城市人力資本影響居民幸福感機制的初步證據;第六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框架

　　就現代社會而言，提高國民的幸福水平是經濟發展的最終歸宿。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雖然幸福感并不是個人效用的全部，但仍然是個人效用函數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12]。在有關中國居民幸福感研究的文獻中，研究者重點討論了收入、收入差距、政府質量、戶籍制度、城市規模、社會資本、政治身份等因素對中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但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作為一項全面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及居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卻并沒有得到理論工作者的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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