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數據是目前社會各個發展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目前低保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重大機遇。在此背景下，我們以重慶地區的統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應用管理中對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展開研究，從地區性差異入手，分析低保資金地區分配不均衡的原因，以此提出各級政府要構建并完善調劑金制度，鞏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并拓展脫貧攻堅的成果。

　　【關鍵詞】 大數據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地區性差異 城鄉統籌 社會保障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國家行政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目前，以信息化實現政府行政效能的和監管力度的提升，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在城鄉最低生活保障管理系統中，除電子化、數字化外，信息化的應用是民政管理機構在業務信息化方面的重要依托，是實現低保管理數據資源整合、多業務協同操作以及高科技手段監管與科學決策支持的重要基礎。我國現已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的宏偉目標，去年底召開的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擺在頭等重要位置來抓。成果的鞏固要靠繼續推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進一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和相對貧困人口打造一體化的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就必須重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對于工作整體部署和調控的重要作用。應該看到，在現有的最低生活保障機制中仍存在分配不平衡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不同地區之間，以及城鄉之間分配不平衡。要打破這一制度瓶頸，有必要因地制宜總結地方實踐經驗，在深入調查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結合不同地區的數據情況以及實際發展特點，結合大數據的統籌管理制度，以地方治理創新推動國家制度變遷。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使用大數據分析的方法對其統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區差異及發展經驗做出分析，可以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改革提供寶貴經驗與有益借鑒。

　　二、大數據背景下城鎮化水平對低保標準的差異性影響分析

　　通過對重慶各地區的低保標準進行大數據分析可以得知，在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均衡的前提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城鎮化水平不同，導致各地區財政收入高低不同以及低保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不同，進而導致各地區低保金標準不同。

　　從表1可知，城鎮化程度高的地區，財政收入越高，城市低保人群占常住人口比例越低，導致該地區低保資金壓力較小，低保對象能享受的低保金標準越高。反之，城鎮化程度越低的地區，財政收入越低，城市低保人群占常住人口比例越高，導致該地區低保資金壓力較大，低保對象能享受的低保金標準越低。

　　通過對大數據系統的對比分析得知，2017年主城片區城鎮化率最高，接近90%，財政收入超過600億元，而城市低保人口僅占常住人口的0.7%，所以其低保金標準為全市最高，城市為360元/月，農村為205元/月。渝西片區次之，城鎮化率為62%，財政收入為490.9億元，城市低保人口占常住人口比為1.5%，低保金標準低于主城片區，為城市350元/月，農村200元/月。渝東北片區和渝東南片區的城鎮化率僅為47.59%和40.19%，位列四大片區的倒數兩位，而兩片區財政收入分別為90億元和227.3億元，但城市低保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卻是四片區中最高的，分貝為3.4%和3.8%，所以其低保財政壓力較大。

　　在大數據技術對具體區縣信息化內容的統籌過程中，對信息數據展開了具體的分析，從中發現低保實施水平的差異性更為顯著。以位于渝東北片區的奉節縣和位于主城片區的江北區為例，奉節縣2017年財政收入為17.19億元，江北區2017年財政收入為76.98億元;前者的城市低保人數占該縣城市常住人口的5.4%，而后者的城市低保人數僅占該區城市常住人口的0.68%。也就是奉節縣要以江北區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來供養高于江北區8倍的的城鎮低保人口，說明奉節縣的低保資金壓力顯著高于江北區，而低保救助者可能享受的低保水平則低于江北區。

　　三、大數據背景下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地區性差異難以消除的原因

　　在大數據背景的影響下，信息技術體系在統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中對數據內容做出了更為系統的分析和整合，結合地區化的發展特點可知，目前重慶地區統籌城鄉低保標準的地域差異問題十分突出，這一問題源自各地區城鎮化率不同，而不同片區的財政收入與所需救助的低保人數呈倒掛現象。

　　那么，為什么重慶市低保資金沒能從城鎮化率高的地區流向城鎮化率低的地區，從而實現城市反哺農村和低保資金的有效利用呢?想要了解這一問題深層次的原因，我們不僅要結合重慶的經濟發展環境進行分析，還要結合當地的人文和地質環境做出研究。

　　因為城市與農村存在對人力資源的爭奪，城市發展需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它不希望勞動力留在農村。按照區域經濟學的理論，重慶作為一個整體，其內部不同區域實際上存在不同的功能。由于極化效應，在城鎮化初期階段，資源、資本、勞動力、土地要素向主城區和渝西片區集中，導致主城區經濟發展迅速。兩個地區的二、三產業發展需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客觀上與渝東北和渝東南片區在人力資源上是競爭關系，而且這種競爭對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有明顯影響。[1]再加上重慶特殊的大城市大農村的結構，渝東北和東南缺乏中型城市作為依托，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得不前往城鎮更為密集的主城區和渝西片區。[2]另外，受大數據背景下經濟環境的發展影響，不同地區都依托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數據信息的發展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各地區政府在財政政策上存在博弈行為，這也拉大了主城區、渝西片區與渝東北和東南片區的財政收入差距由上可知，對城鎮化率較高的地區而言，雖然將低保資金注入那些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無疑會有助于當地農民獲得穩定的生活，但因此也會削弱他們前往城市就業的欲求，這不利于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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