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發公共事件暴發時，公共管理者設立研發項目，研發機構爭取立項資助。本文建立了一個動態不對稱信息模型，刻畫了研發機構釋放能力類型信號、公共管理者甄別信號并進行研發補貼的過程。結論表明：突發公共事件暴發時，由于研發機構對于事件起因的認識并不充足，所開展的研發活動往往是一種半自由式的發散性實驗探索。研發機構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難度較小，成本也容易控制，各類研發機構都傾向于釋放自己是高能力研發機構的信號。由于公共管理者缺乏足夠時間和明確標準來判斷申報成果的研發質量，難以準確甄別出研發機構的真實能力類型。因此，公共管理者的最優決策是給予所有申報者相對較高的研發補貼，但研發補貼的總額度有限。本文提出：要改善現有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科技創新管理中應采取深度參與的方式，完善突發公共事件的研發預案，以便于在突發公共事件暴發時能快速甄別研發機構的能力類型和研發質量。

　　關鍵詞：突發公共事件;研發質量;項目補貼;不對稱信息

　　一、引言

　　在突發公共事件暴發時，應急領域的研究和發展活動(R&D)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在巨大的市場利益和社會效益引導下，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在內的各類機構都會積極開展有關突發事件防控的應急研發活動。但是，由于突發性公共事件往往是由不明原因引發的，因此，盡管應急研發活動面臨著比較小的市場不確定性，但通常需要承擔較大的技術風險和技術不確定性，研發活動遭遇失敗的可能性比較大。因此，為盡快篩選和開發有效方案，中央和地方各級部門通常會啟動應急研發項目，對相關研發活動給予補貼支持。但是，公共管理者在發放應急研發補貼時會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由于大量研發方案和技術路線都會申請公共管理者的立項資助，在這些研發活動中，部分高質量的技術路線可能會順利得到資助，而部分研發機構盡管只能做出質量低下的產品和方案，也有可能通過釋放虛假的“能力類型”信號而獲得研發補貼，這就可能導致政府研發補貼產生“激勵扭曲”問題，從而降低應急研發的質量。那么，政府的研發資助應如何在這些項目申請中進行甄別，以選擇最有效的研發方案呢?研發主體又將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爭取研發補貼以最大化其收益呢?合理地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能夠揭示突發公共事件中突發性研發活動的特征，同時也有助于提高研發補貼效率，并為優化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提供理論依據。以上，就構成了本文的創作初衷。

　　突發公共事件領域的研發活動具有正的外部性，研發機構很難完全獲得研發活動帶來的全部收益，同時，由于研發活動面臨著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公共管理者通常會對突發公共事件領域的研發活動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既可以采取事前資金資助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事后稅收減免的方式來進行。對于突發公共事件領域的研發活動來說，政府更多的是在日常或突發公共事件出現時，采用設立研發項目的方式對研發機構進行補貼的(李黎力，2020)。但是，政府研發補貼的效率往往受到很多質疑，從既有文獻來看，理論上有關政府研發補貼效率低下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類：

　　第一，由于在公共管理者和研發機構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政府難以甄別出研發機構的真實類型，也就無法了解研發機構取得研發成果的可能性(安同良等，2009;周紹東，2014、2019)。鄭月龍、周立新(2020)的研究表明，信息的不完全性會導致政府補貼與機構之間的博弈出現完全失靈、部分成功及完全成功3種完美貝葉斯均衡，且均衡主要受到偽裝成本和風險成本的影響。彭紅楓(2017)的研究指出，研發機構會通過釋放信號表明自己的研發能力，他將信號分為正向信號和反向信號，反向信號又根據不確定性的高低分為真信號和偽信號，政府與研發機構之間的信號博弈又會增加政府甄別機構能力類型的難度。

　　第二，研發補貼方式和企業特征也會影響政府研發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果。政府若因甄別不當對不同類型的企業采用錯位的“扶弱”或“補強”的補貼政策，則會對企業績效提升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同時，政府事前補貼、直接補貼和事后補貼、間接補貼對企業績效激勵作用也有區別，在于激勵作用是僅限于當期還是具有滯后延伸性(龔毓燁，2019;鄧悅等，2019)。張雅勤、高倩(2018)，孫曉華等(2017)的研究表明，政府研發補貼對企業績效的效應因企業特征，包括企業規模、企業所有權性質等不同而存在著差異，例如，國有企業因享受的優惠政策傾斜和需要擔負的社會責任，政府研發補貼當期的促進作用效應明顯大于民營企業，但由于特殊的產權關系和預算軟約束等原因，缺乏擴大研發投入的動力，同時，民營企業的創新績效與政府研發補貼強度之間存在著門檻效應。

　　第三，政府研發補貼還有可能扭曲市場激勵機制，形成對微觀主體研發投入的“擠出效應”。公共管理者在分配補貼資金時，承受著避免浪費的巨大壓力，可能會傾向于將補貼投向具有更大成功預期、高資本回報率的研發機構或項目，而這些研發機構本身就已經對研發項目進行了較高額度的研發投入，政府的研發補貼可能是多余的，換言之，有可能會發生政府研發補貼對研發機構自身研發投入的“擠出效應”(Lach，2000;鄧悅，2014)。既有文獻還對造成研發補貼效率低下的原因進行了實證研究，國外研究中，Wallsten(2000)發現政府資助擠出了企業自身的R&D花費，資助可能使得企業保持原有的研發強度，也即存在擠出效應。Hussinger(2008)認為補貼與企業研發強度之間呈現出U型關系，在一定閾值之前，研發補貼具有擠出效應。Catozzella and Vivarelli(2011)發現，企業創新生產率與政府補貼負相關，得到政府補貼的企業僅僅通過提高他們的創新支出而耗盡了自己的優勢。但在國內研究中，李平、王春暉(2010)的研究表明中國政府研發資助并不會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擠出效應。章元等(2018)的研究則指出，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補貼可能會流向已經開始投資并且成功概率較高的項目，進而有可能擠出企業原本計劃的創新投入。同時，他將研發細分為內涵式的自主創新，以及外延式的購買或引進其他企業研發的新技術，從而指出政府補貼存在“擠出效應”，即被補貼企業的自主研發動力明顯下降，而購買引進新技術的動力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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