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以零工經濟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開始興起，在經濟衰退中，失業的勞動者開始以自我雇傭的形式，以零工模式開展工作，既實現了自身經濟價值，又以定制服務的方式精準地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逐漸成為全社會認同的就業形態。

　　近幾年，隨著數字經濟的高歌猛進和智能移動設備的全民普及，互聯網平臺經濟迎來了“高光時刻”，社交電商、網絡直播、即時物流、出行行業等保持著快速增長態勢，電商、微商、網約車司機、自媒體人、主播等非傳統職業正在成為重要的就業增長點。據統計，2018年互聯網平臺應用生態帶動就業機會累計超過6000萬個，預計到2030年，靈活用工群體將達到勞動總人口的50%。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經濟發展的節奏，就業壓力加大。在這一背景下，中央強調要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而“穩就業”與“保居民就業”均列首位，既體現了就業是最大民生的定位，也是對較大就業壓力的預判和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現可謂可圈可點，今年前兩個月，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營業收入實現逆勢增長，漲幅分別達10.1%和0.7%。目前，復工復產工作穩步推進，可以預見，以互聯網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將在靈活推動就業和分散就業壓力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勞動者權益保障

　　穩就業和保居民就業必然涉及就業者的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如何對“新就業形態”下的從業人員權益進行保障，是一個在理論和實務層面均需認真對待的問題。

　　我國《勞動法》出臺于1994年，彼時，就業形態主要是以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的傳統就業形態，勞動者有固定的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與用人單位的隸屬狀態非常明顯。在這一背景下，當時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于2005年出臺了《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從組織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等方面確立了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按照這一標準，經認定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可以享受在工資工時、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職業培訓以及社會保險和福利方面等勞動權益保障;與用人單位不存在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則無權獲得前述勞動權益保障。

　　勞動法律為傳統就業形態下的勞動者編制了一套相對嚴密的保護網絡。不過，在“新就業形態”下，以平臺經濟為例，從業人員與平臺之間的關系相對松散，在薪酬支付形式、工作時間選擇、勞動工具提供等方面出現了與傳統就業形態完全不同的表現，按照上述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通常無法認定為勞動關系，進而在“全有或者全無”的保護模式下無法獲得勞動權益保障，造成從“保護網絡的縫隙跌落”的困境。

　　這一困境的長期存在將影響從業人員的積極性，繼而害及“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并影響其分散就業壓力功能的發揮。有鑒于此，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8月8日發布了《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對平臺企業用工及靈活就業人員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對相關社保政策進行研究，作為對這一困境的回應。

　　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提出地方各級政府要加大資金支持和籌集整合力度，將一定比例的就業補助資金、地方人才經費和行業產業發展經費中用于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以及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的1000億元，統籌用于職業技能提升行動。

　　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資助以訓穩崗拓崗，加強面向市場的技能培訓，鼓勵以工代訓，共建共享生產性實訓基地，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萬人次以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要使更多勞動者長技能、好就業。

　　對于就業重點群體，如農村轉移就業勞動者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城鄉未繼續升學初高中畢業生等青年、下崗失業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困難人員等，更是提供免費的職業技能培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其技能水平和競爭力，而這些群體又是“新就業形態”的主力軍，因此，這些培訓對于提升“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技能水平至關重要，也會間接地助推我國“新就業形態”的提檔升級。

　　社會權益保障

　　與傳統就業形態的勞動者相比，“新就業形態”下的從業人員同樣面臨著生、老、病、死的社會風險，需要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消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險機制是建立在勞動關系之上的，對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用人單位需要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參加社會保險;反之，則無法參加社會保險。

　　“新就業形態”下的從業人員對于職業傷害風險保障有著非常迫切的需求，而各個地方也在探索將其納入工傷保險的途徑，如江蘇南通和太倉等地。但因“新就業形態”與工傷保險的特性并不相容，始終面臨著較大的障礙，可以考慮通過立法規定，強制平臺企業為從業人員購買人身意外險的方式來解決職業傷害保障的問題。

　　在其他社會保險權益方面，2010年《社會保險法》作出了一定的突破，規定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根據這一規定，“新就業形態”下的從業人員可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解決醫療保險權益和養老保險權益的問題，不過弊端在于從業人員需要承擔全部的養老保險費和醫療保險費，繳費高、負擔重。

　　為了緩解疫情對企業生產帶來的壓力，助力復工復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國家醫療保障局等部門出臺政策，對于基本養老保險費與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單位繳費部分，階段性減半收取，既減輕了企業的社保費負擔，又保障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益不受影響。不過，遺憾的是，這一政策僅減免社會保險費的單位繳費部分，以個人身份參保的從業人員卻無法享受到這一政策的優惠。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到“新就業形態”的從業人員，指出“我國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數以億計，今年對低收入人員實行社保費自愿緩繳政策，涉及就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部取消，合理設定流動攤販經營場所”。“新就業形態”的從業人員眾多，多數人的收入會因為疫情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對于其中的低收入人員實行社保費自愿緩繳，在其收入狀況恢復時再行補繳，符合“放水養魚”的理念，有利于激發“新就業形態”的活力。同時，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將針對企業的社保費減免政策適用于“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可行性，出臺力度更大的社保優惠政策，在確保其社會保險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盡可能降低其社保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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