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文化振興是新時代黨和國家的重要部署。在城鄉融合發展視角下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既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在明確協調城鄉文化發展關系和高質量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目標和原則基礎上，構建“過程相嵌-資源共享-主體合作”的鄉村文化振興實施框架，以城鄉黨建結對共建、協同推進“兩創”、公共文化服務融合發展、文化產業融合發展、人才共育共享為抓手，以鄉村文化振興決策的協作優化機制、鄉村文化振興資源的動態傾斜機制、鄉村文化振興主體的多元合作機制、鄉村居民文化權益的共同保障機制、鄉村文化安全風險的協同防范機制為保障，全方位、全過程推動鄉村文化振興。
關鍵詞：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文化振興;資源共享;主體合作
作者：張學昌
引 言
文化是鄉村的靈魂，文化興則鄉村興。長期以來，我國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鄉村文化發展不充分。目前，鄉村理論宣教需優化方式方法，受眾面和影響力仍需擴大。古建筑、傳統戲曲、傳統工藝、家譜、家訓等文化遺產需要挖掘保護，“千村一面”破壞了傳統文脈;鄉村居民文化訴求表達渠道不暢，公共文化設施的使用率和滿意度偏低，知識普及和文化涵養仍需加強;傳統陋習、非法傳教等加劇了文化安全風險，造成文化品牌不強和文化產業發展不足，文化人才流失嚴重等，突顯出鄉村文化發展在思想政治引領、特色文化傳承、文化生活水平、文化活化利用、文化人才隊伍上的短板。對此，學術界主要形成了兩種應對策略：一是“內力”驅動鄉村文化振興。通過優化鄉村文化供給方式[1]，完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和農耕文化傳承功能，重塑現代文化產業、現代文化治理體系等[2]，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機構服務效能[3]，形成以農民為主體[4]、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的鄉村文化振興格局;二是“外力”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建構“現代城鄉文化共同體”[5]，協調、運用城鄉社會治理資源[6]，化解城鄉文化沖突，以城帶鄉，實現城鄉文化融合發展[7]。
研究者們關注到了鄉村文化振興的整體性，需要“內力”和“外力”共同作用，對“內力”的專門性、系統性研究較多，但對“外力”的研究相對不足，大多只是附帶性的研究，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黨的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大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文化振興，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舉措。如何更好協調城鄉文化發展關系和高質量地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成為新時代的一項重要課題。從城鄉融合發展視角下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增強鄉村文化振興的內生動力和外部推力，可成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重要選擇。
一、文化振興的框架設計
(一)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文化振興的耦合性
城鄉融合發展，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之策。馬克思主義指出，伴隨大工業的發展，城鄉日益分化和對立，城市不斷擴大規模和增強發展能力，鄉村的勞動力、資本等發展資源則被城市大量抽取，從而“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8]，“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9]。“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10]，才能根本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城鄉融合發展的條件逐漸成熟。目前，黨和國家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倡議要求，加快構建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11]。城鄉融合發展是新型城鄉關系下城鄉發展的新模式，是高層次、全方位、均衡化的發展。一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通過城鄉利益互聯，超越現代社會轉型中城鄉利益分化、城市單向抽取鄉村發展資源的刻板邏輯，增強城市發揮比較優勢促進鄉村發展的動力。二是以共同繁榮為目標，讓城鄉在有效互動中充分實現優勢資源互補，在保持城鄉特色差異的同時，縮小城鄉發展水平差距，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三是以全面融合為手段，將以往“發展軌跡城鄉分割，發展速度城快鄉慢”的局面轉變為“發展軌跡城鄉相交，發展速度城鄉協調”，打破制度、設施、服務、技術、資本、信息、人才、市場、品牌、價值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障礙，城鄉文化發展參與主體各施所長，凝聚合力[12]，形成城鄉發展“過程相嵌-資源共享-主體合作”的格局，實現全過程、全方面、互動性融合。
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部分。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倡議中的鑄魂工程。“文化不過是那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13]。在鄉村文化振興中，鄉村文化作為鄉村居民生活方式的體現，可以將“戀土重鄉”“家庭為本”“尊祖尚孝”“勤儉持家”“鄰里和睦”“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等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滲透到鄉村居民的生活中，幫助他們在滿足特定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過程中賦予生活以充實的內在意義，形塑他們協力振興鄉村社會的文化心態和行為模式，為推進鄉村振興倡議的全面、深入推進提供精神支撐。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融合發展中要協調好城鄉文化發展關系，以城帶鄉，把城市里創造的文化成果傳播到鄉村，“幫助農民上升到城市的水平”[14]，逐步彌合城鄉之間的文化鴻溝。在城鄉融合發展視角下推動鄉村文化振興，不僅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是破解鄉村文化發展問題的可行舉措，有利于借城市之力補齊鄉村文化發展短板，增強鄉村文化發展的外部動力和資源支持，提升鄉村文化發展的綜合能力。二是推動城鄉文化共生發展的重要途徑，有利于增強城鄉文化發展的關聯性和協調性[15]，讓城鄉文化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性互動模式下協力解決各自面臨的深層次發展難題[16]。三是驅動鄉村振興倡議實踐的有利抓手，有利于推出鄉村文化精品力作，讓城鄉居民平等享有同等質量的公共文化資源，讓鄉村文化產業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源和機會，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改善鄉村居民精神風貌，壯大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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