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梁啟超公私道德觀的系統分析，可見，近代社會結構的轉換并非意味傳統德性思想的必然衰退，而是對過渡時代的德性實踐提出了更豐富的內涵。在中國道德變遷的復雜性之下，梁啟超始終未曾擱置道德重建的構設，而是從中西方思想原典中為“公”與“私”尋找學理上的支撐，打破關于“公”與“私”的狹隘性理解，進而以達“德性之人”的實踐意旨。梁啟超的新型倫理話語形態之構設，具體的體證在道德基礎、道德理由以及道德評價三個特質方面，具有明顯的德性倫理向度。汲取梁啟超公私道德觀念的奧義與精髓，忖量梁啟超德性思想中的歷史厚度與人文關懷，為現代社會中碎片化之“自我”至臻于“德性之人”提供了豐富的智識性資源。

　　關鍵詞：新型倫理話語;梁啟超;公私道德觀

　　作者：徐亞州

　　公私問題既是關乎秩序建構的哲學論題，亦是政治、經濟、道德等領域關注的重要理念，因而，公私問題及其相關概念的澄清與辨析是當代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公”“私”概念從軸心時代最初指向的實然意義，發展到具有抽象化的意蘊，再到具有價值評判的意涵，“無論作為一種抽象的哲學范疇、道德政治理念，還是具體的社會實踐，都具有錯綜復雜的發展歷程”。然而，“公”領域中的德性與“私”領域中的德性之間始終存有的張力問題，無論在軸心時代的圣賢還是近代的啟蒙者那里皆為核心之關切。啟蒙先賢雖探討公私問題的進路及關乎不盡相同，但皆希冀臂助人們拾回被失落、遺忘的道德責任，進而匡救時弊，化挽頹風。

　　關于梁啟超公私道德觀問題的相關研究，部分學者認為在梁啟超公私道德觀中存有較為明顯的理論罅隙，另有部分學者則為梁啟超“私德外推為公德”的進路進行理論辯護。正如陳來先生所指出的那樣，“研究者少有顧及其《新民說》中后寫的‘論私德’及其意義”。實際上，通過對梁啟超公私觀念的系統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從最初對“公德”的關注到后來向“私德”的回歸，旨在建構基于“傳統”與“現實”的新型倫理話語形態。本文亦將從這一點入手，挖掘梁啟超思想體系中所蘊含的德性倫理學的智識資源，并探究問題的深層次根源與嬗變流觴。梁啟超獨特的德性思想映現在其思想體系的諸方面，尤其體現在其公私道德觀的嬗變中，割裂地看待其公私道德觀念的某個方面亦難以說解其思想體系的整全性。“源原之辨”不僅忖量“是什么”“為什么”“什么是應當”問題，同時，亦是中國古典哲學繼承與發展的一般理路，而“作為‘源’的傳統文化必然要受到現實之‘原’的鑒別與取舍”。梁啟超所處的“思想轉型”時代是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其自身亦是兼具傳統與現代雙重色彩的過渡型人物，因而，汲取梁啟超公私道德觀念的奧義與精髓，忖量梁啟超德性思想中的歷史厚度與人文關懷，能夠對現代社會中碎片化之“自我”至臻于“德性之人”提供豐富的智識性資源。

　　一源原之辨：“私德”與“公德”之圖式衍化

　　公私問題同樣載具兩個逆接，古今流觴與中西之爭。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中，傳統公私觀念逐漸失去整合社會的功能，以家族制度為載體的傳統道德遭遇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從公私觀念的建構至傳統道德觀的反思，再至新民人格的養成，無不反映梁啟超思慮新型倫理話語形態的努力。梁啟超的公私觀念關涉政治、歷史、經濟等諸多領域，而關于倫理學領域中“公德”與“私德”的忖量尤顯歷史功績。“言道德之本原，多謂有超乎人類以外者以為之宰，或稱天命，或明自然。”梁啟超深刻忖量過渡時代道德轉型的困境后，深感舊道德體系的崩潰以及新倫理范式迷途問題的緊迫。歐游歸來，梁啟超重新思慮傳統文化的“精神饑荒”與“知識饑荒”問題，“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可見，梁啟超始終未曾擱置道德重建的構設，其思想體系中所蘊含的德性倫理學的智識資源有待挖掘，探究問題的深層次根源與嬗變流觴方能管窺問題的實質。

　　(一)“無私德則不能立”

　　應該辨明的是，梁啟超始終未曾怠忽“私德”的重要意義，即使在最初高度強調“公德”的時期也依然將“私德”視為人之所立的根本。正如梁啟超在《論公德》篇中所言，“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儒之人，無以為國也”。在梁啟超論及“私德”的語境中，“私德”具有兩層意蘊，既有“獨善其身”的含義，也有“道德內化”的向度。梁啟超在試觀先賢諸書之后，認為數千年來“獨善其身”始終是儒家德育的關切所在，即使在擔負公職的官紳階層，依然只知“清、慎、勤”的束身寡過，而不知有公德的存在。“近世官箴，最膾灸人口者三字，日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耶?”在此表露了梁啟超對束身寡過的“獨善其身”之憂慮，更是斷言“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顯然此種意蘊的“私德”具有明顯的消極意義，梁啟超認為傳統“私德”亟待更新正是基于此。然而，傳統倫理文化中強調道德自覺、道德內化的向度，始終是中國先賢的哲學智慧。傳統“私德”不能純以“元知”為之評價，亦不能憑借“推知”進行思量，而是在人的內在體悟中求得。“私德”不應被功名利祿與客觀形體所駕馭，而是在超越于主客對立的認知下達成“道通為一”的妙境。在《論私德》中梁啟超對“道德內化”式的私德多有贊賞，認為“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實際上，早在宋明理學中就不僅僅強調天理法則之“公”，同時強調道德主體的行為自覺，即認為有意為“公”依然是“私”。正如二程所言，“雖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然而，“私”的概念衍化從早期的中性詞匯，至宋明理學中具有負面價值的貶義詞語，經明清的李贄、黃宗羲等人的“正名”，最終才開始回歸原有的意蘊。如果傳統私德式的“獨善其身”致使梁啟超有所感傷，那么私德的“道德內化”向度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解梁啟超在后期對私德的再度關切。正如梁啟超所言：“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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