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長期以來,社會學被整體主義-個體主義兩大方法論預設的“二元對立”所困擾。無論是在解釋個人與社會的邏輯關系上,還是在應對現代性問題上,這兩種方法論預設都存在嚴重缺陷。究其根源,在于傳統方法論預設將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行抽象化、單向化處理,導致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不僅逐漸脫離了社會學的立論基礎,也無法有效解釋和應對現代社會的發展。鑒于此,社會互構論通過闡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構諧變關系,從根本上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方法論預設,有效破解了社會學方法論的歷史難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 社會互構論; 方法論預設; 二元對立; 學術意義;
社會學的產生源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雙重轉變，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在這一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中，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一方面，現代人逐漸沖破了傳統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限制，在身份平等化的社會中自由自主地尋求生存權利和意義，不斷消解社會的整合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建立、科學技術的運用、政治體系的專家化以及資本化系統的全面滲透，都在重新確立一種一體化的社會控制力量。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個人化與一體化共同存在又相互沖撞，構造出差異與同一、自由與秩序、解放與壓制的并立，也造就了現代社會獨有的困境與問題。社會學正是現代性的產物，其使命就在于解決現代性遺留下來的根本性難題，以維持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鄭杭生敏銳地意識到，現代性的困境根源于現代社會所引發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創造性提出了社會互構論，以回應這一社會學的元問題，并由此出發構建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和理論體系，從根本上突破了長期以來困擾社會學界的“二元對立”，拓展了中國本土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
一、社會學“二元對立”的方法論預設
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建構都離不開方法論預設，方法論是理論之所以成立且構成體系的基礎，方法論上的差異也必然帶來理論的分裂。既然社會學的元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則其方法論預設也必然圍繞這一關系展開。然而，社會學自產生以來，眾多社會學家始終就個人與社會哪個占據優先和主導地位的問題爭論不休，在方法論上一直保持著整體主義-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這又造成唯實論-唯名論、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諸多對立局面。無論是唯實論-唯名論的對立，還是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的對立，其本質都源于社會學界在關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從個人與社會關系出發，都可以歸結為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的對立，前者強調社會整體對個人的優先性和構成性，而后者則強調個人作為社會存在前提的先在性。
整體主義方法論或整體論預設了社會作為唯一的客觀實體，對個人具有優先性和主導性，從而將社會凌駕于個人之上，使個人只作為社會結構下的“受命者”從屬于社會整體結構。自社會學產生以來，這種整體論預設便一直存在，一度成為社會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基礎。社會學的開創者孔德(Auguste Comte)將社會作為受自身規律支配的有機整體，強調社會的整體性、宏觀性，以及社會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性與不可分割性。喬治·瑞澤爾(George Ritzer)指出，孔德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等同起來，認為其都要受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支配，社會學的任務就在于追尋這一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在主張研究方法上的外部性觀察、計量和實驗之外，還直接設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從而徹底否定了個人主觀意志的能動性作用;而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則直接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社會雖然由個人所組成，但社會一旦形成便自成一格，脫離于單個個體特征，社會的超個體性使社會學研究只能在社會層面進行，不能向個體層面還原。1與孔德相比，涂爾干的整體論更體現出社會作為超個體性存在對個體本身的主導和控制地位，個人不僅難以以一己之力反抗社會客觀規律，而且還要受到社會力量的外部約束，社會所建立的價值、規范、法律通過強制和內化的雙重機制向個人施壓，使個人不僅要遵循社會結構的既定規則，還要始終受到社會力量的型塑。無論是孔德、涂爾干，還是結構功能主義者帕森斯、默頓，無不將社會放在邏輯先在性的位置，認為社會結構和表象作為既定的客觀存在，對個人意識和行動擁有絕對的統治地位。這種把社會視作超個人性和自我維持性設定的思維方式，使非宏觀層面的社會事實研究難以從社會整體上加以把握，也勢必不在整體論者所劃定的社會學學科的研究范圍。
對比整體主義，個體主義或個體論預設強調個人相對于社會的優先性。因為社會本就是由個人所組成，脫離了部分，整體將不復存在，所以社會學研究必須著眼于個人層面，從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社會交往出發探究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個體主義建立在對個體秉性和意志自主的理解之上，強調對任何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必須立足于對社會行動者的理解，即對人性作怎樣的預設，直接決定了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方式和建構方式。社會學有“理性人”假設和“社會人”假設兩種傳統，雖然兩者的區分在社會學領域并不明顯，特別是從經濟學引進的“理性人”假說已浸透著行動者的價值判斷與意義賦予，但兩者在研究方法上構成了理性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兩大傳統。2前者以科爾曼(James S.Coleman)為代表，把工具理性為導向的社會行動者作為出發點，通過考察行動者面對情境的合理化行動模式，將個人性的行動理論逐步上升為具有宏觀性的社會系統理論，從而構成對社會現象的全面把握;3而后者則以韋伯(Max Weber)的理解社會學為代表，他在繼承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移情”傳統的基礎上，要求從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出發，對行動者的主觀態度和情感進行把握，從而肯定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以及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對社會行動的共同作用。4無論哪種人性假定，本質上都是對個體性社會行動的把握，個人優先于社會對社會結構具有構成性作用，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就是對個人行為和社會交往的研究。這種預設不再將社會看作超越個人之外、獨具一格的實體，而把社會化約為眾多個人行動的集合。換言之，個人之外再無他物。在個體論的預設下，社會學研究也基本著眼于社會化、社會行動和社會交往等微觀領域，形成理解社會學、現象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社會交換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等經典社會學理論。
二、“二元對立”方法論預設的兩大困境
整體主義-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勢同水火，任何一方都無法徹底說服和壓制另一方，但是無論是哪種方法論預設，都存在嚴重的缺陷和困境。第一，作為方法論的邏輯先在性預設，兩者在解釋和梳理個人和社會關系上都存在困境;第二，方法論并不僅僅是一種研究視角、分析路徑和方法原則，也是對特定社會生活和時代問題的一種回應與解答，本身具有其特殊的理論性目標和現實性意義，而兩種預設均未能充分把握現代性的本質，因而難以有效解釋和應對現代社會的發展。
(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邏輯困境
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都預設了個人與社會的本質關系，也都具有難以消解的悖論和困境。整體主義預設了社會對個人的優先性，就必須回答以下問題：社會究竟如何產生出來?社會究竟怎樣超越了個人的存在?社會一旦產生，個人對社會究竟有怎樣的意義?第一個問題涉及發生學，即整體主義必須詳細論述社會的產生過程和機制，無論是孔德、滕尼斯還是涂爾干，抑或后來的結構功能主義者，都直接設定了一個已經成型的社會架構：社會要么按照機械團結/有機團結、社區/社會劃分，要么按照神學-形而上學-實證主義階段劃分。然而，不管處在哪個類型或階段，社會都已經存在。如果要從發生學角度考察社會的由來，似乎又要回歸個體主義的研究路徑，從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社會交往入手，這必然導致社會相對于個人的邏輯先在性不再成立。所以，整體主義最終無法解答“社會由何而來”這一問題，其對社會的設定不免染上神秘色彩。后兩個問題則更為尖銳，既然社會超越于個體且獨具一格，那么社會究竟怎樣超越了個人?整體主義者認為，社會總是有自己的運行邏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同時，個人也總是被限制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外在和內在制約，所以社會對個人也有構成性作用。而悖論在于，既然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那么社會又如何能反過來構成個人?究竟是個人先構成了社會然后才被改變，還是社會先于個人存在然后才被受社會制約的個人所組成?即使不考慮本體論意義上的矛盾之處而只著眼于方法論本身，這一悖論仍然無法消除，這便導致對第三個問題無法回答，即當已經社會化了的個人被束縛在社會之下且無力從根本性意義上反抗社會的時候，社會的運行似乎已經脫離了個人而變成完全外在的、自給自足的實體，而社會的無形無狀，又使得已經失去了個人行動意義的社會不得不變成抽象性的精神聯結，這正是涂爾干的“社會”概念為什么具有模糊性和矛盾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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