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庫全書總目》在傳統(tǒng)小說觀念、欽定官學姿態(tài)以及藝文書目的矩法束縛下，甄錄小說中“考證欲詳”“有裨于史”者，以期能夠“廣見聞”“資考證”“寓勸誡”，雅馴小說遂成為“正項”;而“敘述欲詳”“猥鄙荒誕”的通俗小說作為“異項”被棄收和邊緣化。《總目》所構(gòu)建的知識體系被清末舶來的現(xiàn)代學科所取代，文學學科教材作為新的小說批評者以群體的形式出現(xiàn)。通俗小說“翻轉(zhuǎn)”成“正項”除表現(xiàn)在通俗小說強勢占據(jù)文學史、小說史章節(jié)以及語文教材小說選文之外，還在于通俗小說自身的內(nèi)涵與外延擴張，如將彈詞納入小說范疇。作為小說史身份的《總目》小說家類提要包孕小說發(fā)展歷程，可以打破“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史自魯迅始”的約定俗成，以期在重寫小說史語境中實現(xiàn)“正項”與“異項”雙峰并舉的局面。

　　關(guān)鍵詞：小說觀的“翻轉(zhuǎn)” 通俗小說 小說史重寫 《四庫全書總目》 文學學科

　　《北大荒文學》(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58年，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登記的正式期刊，由黑龍江省農(nóng)場總局主管主辦，是研究“人文科學、教育教學”的學術(shù)期刊。

　　“小說”本身攜帶意義并劃定范疇。《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之言“小說”多指“近雅馴”的小說，進入《四庫全書薈要》的是經(jīng)典小說，《四庫全書》著錄的是理想的小說，《總目》存目的小說勉強夠得上作為“小說家類”的文體資格，而大量被《四庫全書總目》所棄收的、以“傳奇體”“話本體”“章回體”為代表的通俗小說，相對于雅馴小說，通俗小說處在“標出項”1位置。清末以來隨著現(xiàn)代學校的建立和西方小說觀念的引進，文學學科教材中的小說是文學小說，因“國民文學意義”的倡導和影響，又常被通俗小說所替代，其中“四大奇書”“四大名著”是小說經(jīng)典。通俗小說作為曾經(jīng)的“標出項”發(fā)生了“翻轉(zhuǎn)”，被現(xiàn)代小說史所大書特書成為“正項”，甚至遮蔽了宋代以來“近雅馴的小說”的發(fā)展脈絡(luò)。那么，在重寫小說史的語境下，又該如何看待與處理小說的“正項”與“異項”?拙文試圖通過回到《四庫全書總目》和文學學科教材講義作為批評者及其所處的不同語境，探索重寫小說史(尤以宋及宋以后)時將各階段的“正項”與“異項”雙峰并舉的可能。

　　一、“標出項”：《總目》的通俗小說觀

　　民國的小說史家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惑，那就是傳統(tǒng)史志藝文為什么對通俗小說視而不見?《總目》代表著傳統(tǒng)目錄學之集大成，分著錄于《四庫全書》與僅存其目兩部分。譚正璧先生感嘆多至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的《四庫全書》，“不獨平話體的通俗小說蹤跡不見，就是古典的傳奇小說如《聊齋志異》亦不見收”1;而《明史·藝文志》錄小說至一百二十七部，三千三百七卷2，《海濱故人》的作者黃廬隱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質(zhì)疑《明史·藝文志》選取明小說的眼光：“然皆瑣談雜記，而平話體未列入。其實明代最有名的小說，一為《西游記》，一為《金瓶梅》。”

　　3史志不取“唐之傳奇體記傳，宋以來之諢詞小說”等俗文學，魯迅先生認為原因在于作品的“猥鄙荒誕”4。順著魯迅先生的理解，可以回答另一個問題：“在紀實型/虛構(gòu)型敘述之間，何者為正(非標出項)?何者為偏(標出項)”5。在傳統(tǒng)史志藝文作為批評者的前提下，“紀實型”為正(非標出項)，“虛構(gòu)型”為偏(標出項)，并且廬隱所提出的“明代最有名的小說，一為《西游記》，一為《金瓶梅》”，其中明刊本《西游記》未署名，是否為吳承恩所作尚有爭論6;而蘭陵笑笑生到底是誰，更是成為學界公案。作為《西游記》《金瓶梅》等通俗小說的作者自己都不愿意透露身份，亦是認可傳統(tǒng)史志藝文輕看小說的態(tài)度，在小說家層面自我確證章回小說是邊緣化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作為“標出項”的。那么《總目》如何對小說“把關(guān)”7?具體而言對“小說家類”評價和取舍的標準是什么?什么小說是“正項”?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也在尋求通俗小說作為“異項”的原因。

　　首先，《總目》的小說批評觀念秉持小說傳統(tǒng)以及傳統(tǒng)目錄學規(guī)定的小說范疇，即“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8，稗官野史與道聽途說歷來密不可分，《漢書·藝文志》載《青史子》十七篇是“古史官記事”9之書。所以與歷史靠得近一些的紀實型小說是“正項”，遠離歷史中心的虛構(gòu)型小說就是“異項”，從小說依附于“史”不獨立的文體品格以及傳統(tǒng)目錄學收錄小說情況來看，譚正璧先生所提及的“古典的傳奇小說如《聊齋志異》”是不能存錄于《總目》的。

　　其次，《總目》為乾隆皇帝所欽定，以“薈要、收錄、存目、未收、禁毀”等名目展開對小說文獻的批評與取舍，無不體現(xiàn)正統(tǒng)的格范。乾隆官學觀念下要求小說風格雅馴，但小說創(chuàng)作自“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10。館臣面對小說創(chuàng)作“下流所趨，實繁且熾”的局面，以欽定的傳統(tǒng)四庫之法來規(guī)訓“末世之文章”，如“枘鑿方圓”11，導致《總目》只能將“屬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的話本、演義等俗文學摒棄。

　　從文體和言體的“分離性”來看，雅文學之“文”代表書寫、精英、官方、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一極;俗文學之“言”代表口語、大眾、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的一極12。《總目》作為乾隆官學產(chǎn)物，確實也代表了“精英、官方、大一統(tǒng)”，在以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為主導的社會，必然會對“口語、大眾”有壓制，通俗小說自覺的邊緣化成為“異項”。

　　再者，處于繼承實學思潮以來“無征不信”“求真務(wù)實”的乾嘉學風語境之中的《總目》，要求小說“考證則欲詳”1，而敘述欲簡，“四大奇書”恰恰是敘述詳而考證簡甚至沒有，雖然《總目》沒有存錄《水滸傳》《三國演義》，但仍在相關(guān)提要處擺明對此類作品的態(tài)度。基于《水滸傳》為什么沒有進入《總目》，倒不是因其講的是強盜造反的故事，何況其還有招安的尾巴。蜀何光遠撰《鑒戒錄》“灌鐵汁”2一條，“稱秦宗權(quán)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為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但是考慮到“其為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采掇”，故仍錄之小說家3。館臣并沒有在庫書里刪除該條目，只是將其在提要里單獨拿出來說明一下立場。館臣認為王復禮《季漢五志》“諄復不休”談《三國演義》“適傷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并在該書提要下正面回應(yīng)《三國演義》的性質(zhì)，只是“坊肆不經(jīng)之書”4，表達了對書商這一商人階層的輕蔑，以及對通俗讀物保持審慎甚至警惕的態(tài)度。明謝肇淛《文海披抄》“曹娥碑”一條，據(jù)《三國演義》為說，館臣斥其“不知傳奇非史也”。

　　館臣可以用小說作為考證的材料和依據(jù)，傳奇、演義之類不能進入史的考量。我們當下可以通過《紅樓夢》這部小說來看清代的飲食、服裝、建筑，就有一個假設(shè)，《紅樓夢》包含的這類文化信息是真實的。這與《總目》對章回小說的看法根本不同，所以館臣會反對明王圻《續(xù)文獻通考》著錄《琵琶記》《水滸傳》，更是痛批李贄“宇宙內(nèi)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的狂謬之言，諷刺其東施效顰“學晉人放誕而失之者”。

　　館臣對本朝作品更為謹慎，謂梁維樞《玉劍尊聞》居然還把這段話摘抄進去，顯得“隨意抄撮，頗乏持擇”7。當然正是由于其“隨意”取有明一代軼事瑣聞，還保存了當下學術(shù)感興趣的相關(guān)文學藝術(shù)和社會風俗資料：如傳聞明洪武初越人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高皇帝評《琵琶記》，實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