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就近現代以來的中國而言，“現代化”是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主題，而與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現代性”主題的凸顯則要晚得多。“現代性”主題的凸顯表明，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際推進，中西文明、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的異質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沖突和相互作用已經開始彰顯，從而也標志著現代文化場域在中國開始形成。只有以一種“歷史斷層”的視野來審視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進程，上述現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中國現代文化場域形成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與處理。

　　關鍵詞：現代化;現代性;歷史斷層;現代文化場域

　　一、 從“現代化”到“現代性”的理論嬗變

　　“現代化”與“現代性”是兩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吉登斯從社會學角度將“現代性”界定為一種“后傳統的秩序”，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并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性大致等同于“工業化的世界”;其次是指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體系[1]3。布萊克曾就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關系指出：“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2]

　　上述關于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理解屬于英、美理論傳統，它更多地具有經驗概括的特征，未能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層面來把握現代性的本質特征。而德、法理論傳統則更傾向于從哲學、文化和心理等層面來把握現代性。黑格爾將現時代的本質特征揭示為“主觀自由原則”;韋伯從合理化的角度探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哈貝馬斯將現代性看作是一個涵蓋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各個方面的理想方案，它源自歐洲理性主義傳統并在啟蒙運動中得到明確表述，其核心就是要在理性的基礎上實現自由、平等的價值理想;同時，這幾位思想家也都從各自的角度探討了人的心性結構和精神氣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根本性變遷;而波德萊爾等先鋒派藝術家則更多地從個體主觀體驗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性。

　　結合以上兩個理論傳統，可以對“現代化”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做出如下界定：兩者都可用來描述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以及用來描述現代社會的基本特性;就其區別而言，“現代化”概念更側重于現代社會的外在可感要素以及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動態過程，因而更強調器物、技術、制度層面的轉型與建構;“現代性”概念則更側重于現代社會的內在文化特性以及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感受，因而更強調人們在文化—心理層面的遷變與型塑。

　　澄清“現代化”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并以一種“歷史斷層”的視野來審視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進程①，我們就能夠更好地理解為什么“現代化”會成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核心主題以及為什么近幾十年來會出現從“現代化”到“現代性”的理論嬗變，更清楚地看到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理論的獨特內涵及其存在的不足，以及更好地把握當前中國的現代性理論所應涵蓋的基本主題。

　　對于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來講，由于歷史發展進程的“斷層”，其首要的歷史任務在于向先進的西方現代文明學習，以擺脫自身的貧窮落后狀態并求得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因而其理論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概括出西方現代文明中哪些是先進的和需要學習的，以及探討如何才能實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的先進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即探討如何實現以西方現代文明為目標導向的“現代化”。 而對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其現代文明表現為一個自然演化的結果，是一個既成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一個有待追求的歷史目標或有待完成的歷史任務，因而西方理論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考察現代文明的開端，反思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影響因素，把握現代社會的各種基本特性，描述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感受，以及探討現代文明的各種后果和未來發展趨勢，這些主題更多地可以歸屬到現代性而非現代化理論當中。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西方發達國家盛行的是現代性理論而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盛行的則是現代化理論②。

　　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理論也曾廣泛地涉及到西方文化傳統或者西方人的心性結構和精神氣質與其現代文明之間的內在關聯，涉及到人們在現代社會中感受到的生存困境，即涉及到現代文明或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這樣的現代性主題。但由于缺乏對現代社會生活的真切體驗，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中與這些主題相關的論斷往往顯得較為片面和抽象。只是隨著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于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復雜關聯以及現代社會生活的內在困境，才有了較為具體而真切的感受。而這同時也表明一種具有“現代”特質的文化場域在中國開始形成。在這樣一種處于初步形成過程中的現代文化場域中，“傳統”“現代”與“后現代”之間既矛盾又相互作用的關系顯得尤為錯綜復雜，而仔細辨析以及為妥善處理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提供理論上的指導，正是當前中國現代性理論所面臨的基本任務。

　　二、 當前中國現代文化場域的基本格局

　　所謂文化場域，是指與一定的社會生活相關聯的文化結構與特性，它包含社會和個體兩個層面。從社會層面來看，文化場域是指由各種精神風尚、價值導向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張力結構及其發展動向，或可稱之為“社會的整體文化氛圍”。從個體的層面來看，文化場域表現為人們所持有的各種價值信念、生活態度和處事方式之間的張力結構與發展動向，或可稱之為“個體的心性結構和精神氣質”。所謂現代文化場域，就是指具有“現代”精神特質的文化場域，或者說，在一個文化場域中，“現代”精神特質日益凸顯出來并占據主導地位。

　　“現代”精神特質的核心就是理性、自由與平等。在理性基礎上實現人的自由與平等，這樣一種現代精神原則首先是在啟蒙運動中被作為口號和旗幟凸顯出來的，而后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和論證，黑格爾則將其概括為“主觀自由原則”，認為“現代世界是以主觀性的自由為其原則”[3]，“主觀自由”體現了理性精神的成長，并內在地包含著個體間的平等，“普遍物已破裂成了無限眾多的個體原子，這個死亡了的精神現在成了一個平等〔原則〕，在這個平等中，所有的原子個體一律平等，都像每個個體一樣，各算是一個個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