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法律還遠遠沒有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在很多時候，領導講話、紅頭文件，恐怕比法律更有效率。就人們的維權行動來說，人們對司法判決缺乏信心，而熱衷于上訪、信訪，以非正常的、非制度化的方式維權，甚至不惜采用自焚、自殺等極端手段來宣告自己的權利要求。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原因無外乎兩點：第一，法律缺乏協調社會關系的能力，權威性不足，導致人們對法律缺乏信任，其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乏取信于民的能力，如司法獨立性不強，司法權被行政權挾持，造成司法權不足以保護公民權利;第二，人們不善于通過法律途徑、法律方式維護自己的權利，如人們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技能。本文選自：《新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公開發行的優秀期刊。自創刊以來，以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為主題，堅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讀"的理念。新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內容詳實、觀點新穎、文章可讀性強、信息量大，眾多的欄目設置，新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公認譽為具有業內影響力的雜志之一。新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并獲中國優秀期刊獎，現中國期刊網數據庫全文收錄期刊。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法律權威不高的原因主要來自于第一種情形，即法律制度缺乏應有的權利維護品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又加劇了人們心中存在的“法律無用論”，導致人們對法律失去信心，造成法律權威低下。

　　關鍵詞：法治文化,政法管理,法學制度

　　政府要守法，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這是法治文化構建的關鍵。如果政府意識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夠率先垂范，嚴格守法，不依法辦事的話，整個社會的法治文化的構建是根本不能可能的。因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員的一舉一動影響著整個社會。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立法機關科學立法，這些都是影響法治文化構建的重要因素。誠然法治文化構建需要從多個層面進行，但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步是政府守法。守法是法律制度運行中的基礎部分，大多數法律不是通過執行而是通過遵守得以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我國傳統上強調公民守法，而忽略了政府守法的重要性，而事實上守法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政府守法，且政府守法是守法中的主體部分。

　　從法治理念的角度來看，法律的制定不是為了限制自由，而是為了保障自由;法治并不僅僅意味著要求公民守法，而是為了限制公權力，使公權力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軌道內行使，從而實現對公權力的控制，即“把公權力關進牢籠”。可見，法治文化的構建必須貫徹政府守法精神。通過政府的守法行為帶動、影響整個社會的法治氛圍。

　　法律規則具有高度的預測性，能夠成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基本準則，相反，基于血緣所形成的傳統人際關系，反而不能在現代社會中為人們提供交易的安全邊際。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律規則是一種低成本的規則，人們可以依據法律規則來預測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后果，可見法律規則是一種明規則而不是一種潛規則。與之對應地，人們在社會心理上應認識到按規矩辦事的重要性，應突破傳統農耕社會的熟人關系套路，降低社會交易的成本。

　　法治文化屬于法律意識范疇，法治文化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同時法治文化又對法治建設存在反作用力，能夠推動法治建設的進步。法治文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法治精神得以社會普通化的實踐和實現，是按法治精神實踐的方式、過程和實現的結果。從個體角度來看，法治建設需要擁有良好法律意識的公民，他們是法治社會的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是法治社會建設中最重要的因素;從整體來看，一個良性發展的社會需要擁有一定的法治文化作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才能建設各項現代化的法律制度并確保這些制度的正常運轉。

　　可見，法治文化構建是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離開了法治文化構建，法制建設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以法律移植為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移植了國外的諸多法律，試圖以此推進我國社會邁進法治化，但是由于法治文化構建仍然相對薄弱，因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依然大范圍存在，影響了法治建設的效果，足見法治文化構建的重要性。

　　當前我國構建法治文化的障礙之一是傳統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比較薄弱。現代社會所謂的法治與我國古代法家所謂的“法治”存在天壤之別。現代性語境中的法治意味著分權制衡、權利保障、民主憲政等，而古代法家所謂的“法治”僅僅是依據法律來治理社會，尤其強調獎罰分明、嚴刑峻法，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我國傳統文化過多地強調忠君、孝悌等，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更多地依靠道德進行調整而不是依靠法律進行調整。例如，在犯罪與刑法上，我國古代社會強調“刑不上大夫”、“道德出罪”，這些觀念均破壞了法律適應的平等性，不利于法治文化的生成，或者說這種帶有東方傳統色彩的“法治文化”，并不適用于現代社會。當然，我國古代文化傳統中也強調“民為貴、君為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積極思想，這些積極思想可以作為法治文化構建的本土資源，應得到妥善利用。

　　我國法治文化建設的障礙之二是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法治文化的生成。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存在很多潛規則，最典型的是人們不管辦什么事，都善于找熟人、找關系、找后門。這種根深蒂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法則，將會影響到法治文化的生成，使法治文化構建面臨很多障礙。

　　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是因為法治文化必須根植于陌生人社會中，而不是產生于熟人社會之間。熟人社會之間存在太多的人情關系，必然會對規則性比較強的法律制度產生沖擊。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下，通過熟人關系得到滿足利益關系的人，必然有勝于按照法律規則辦事的人，久而久之全社會都試圖通過熟人關系實現各自的目的。但是顯然，熟人關系很難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規則，這是因為通過熟人關系辦事，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且其成本比較高昂，更重要的是通過熟人關系辦事，很多時候會對社會公義產生影響，形成一些社會的陰暗面，這是與現代市民社會發展所格格不入的。

　　法治文化構建的障礙之三是社會生活中的法律權威尚未形成。所謂法律權威，是指法律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威，人們按照法律規則辦事，并接受法律規則對利益的分配，如服從并尊重司法判決。與此同時，附屬于法律之上的職業也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榮譽，如法官被成為守護社會正義的良心，他們往往任職終身，深受愛戴。比較中國與西方社會法治建設的差異，西方社會的民眾普遍具有對制度的敬畏感和依賴心理，而中國社會普遍缺乏。西方社會依靠凝結了人的一般的理性的制度調整社會，從而避免了依靠人控制社會時無法排除的，個體人一定會有的弱點和缺陷，這便是“依法而制”。

　　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回答將體現這個社會的品質和發展階段與層次。“法治精神是人們對法治理想及其價值目標的主觀把握，是對法治的認識、情感和意志等各種心理要素的有機整合，是實現法治社會乃至和諧社會所必需的精神要素。”從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只有法治精神才能夠真正成為社會良性、持續、健康發展的核心價值。法律規則能夠提供的制度效用是倫理、道德等規范所無法比擬的。當然，法治精神并不意味著僅僅由死板的規章制度匯聚而成，而是包含了一定的人文意蘊，凸顯了法治社會中公民的主體地位，具有彰顯權利，保護弱勢群體，協調社會矛盾的人文主義精神，應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