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調解社會化理念形成的現實基礎表現為：(1)通過引入社會力量緩解法院調解人力的不足。(2)解決法官調解經驗不足的問題。(3)實現司法社會化以及民主化的理念。(4)借鑒并參考國外法院附設ADR的嘗試，建立起委托依靠社會力量的調解模式。(5)通過新的調解機制拉近了法院與社會之間的距離，委托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調解，為當事人提供更多的糾紛解決途徑，支持非訟糾紛解決機制。

　　關鍵詞：民事訴訟,政法管理,政治制度

　　訴調對接和“大調解”已經成為21世紀構建和諧社會，參與和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形式。雖然全國各地的訴調對接方式的具體形式存在差異，但其相同點是訴調對接需要有法院和其他部門的互動與互助，從而形成一個協調運作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鏈條。例如，福建省莆田中院下轄的各基層法院全面實行的調解和人民調解銜接機制。

　　自愿和合法原則是民事訴訟法院調解的基本原則。司法實踐中法院不能正確對待當事人的調解自愿原則隨意啟動調解程序和強迫當事人違背意思自治進行調解的做法很多。一般情況下，若調解協議的內容是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則最接近案件真實，因而雙方會自愿履行調解協議所確定的權利義務。但如果調解的過程中有強制因素介入，則效果便會適得其反。再者，當調解協議的內容嚴重違背當事人的意愿，嚴重存在錯誤時，當事人很難通過以啟動再審程序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我國現行調解實踐中存在很多隨意啟動調解程序的做法，這是對當事人訴權的漠視。程序保障是正當程序的核心，通過賦予參加者平等的主體性，合理分配程序權利義務，形成程序主體間的相互作用和制約，發揮程序法的價值。當事人的訴權對審判權的制約和監督及對當事人訴權的保障，能夠確保個人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合理制約，防止國家權力的專斷橫行，司法的公正性正是在審判權受到訴權的合理制約的過程中得到發展與完善的。法院調解的制度化程度也不高，因而未能實現調解的社會功能。

　　實踐中，“調解為主”，“著重調解”的認識偏差仍舊存在，以致出現了不能調的也調，不達到調解的目的決不罷休的現象。“能調則調”固然能夠發揮調解本身的功能和價值，但卻在無形中賦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不能真正發揮調解的功效。雖然民事訴訟法將調解的指導思想由“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現又發展為“自愿合法調解”，但以調解為主的認識偏差仍舊存在。從本質上講，訴訟調解應當建立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當事人對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享有自由處分權。雙方當事人可以在自由協商的基礎上自主達成調解協議，從而解決糾紛。法官應根據需要和可能，盡量為促成當事人解決糾紛創造條件。至于能否達成協議，應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愿。由于我國長期的審判實踐形成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法官在調解中居于主導，加上許多法院“量化指標”，將調解率的高低作為工作評估的標準，并與評功授獎掛鉤。因而很多法官在調解過程中對雙方施加壓力，“以拖壓調”，“以判壓調”。　三、對我國訴訟調解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自愿原則是調解制度的核心，體現了法院審判權對當事人訴權的尊重，有利于杜絕法院實踐中的以拖壓調，以判壓調，久調不決的現象。嚴格法官的調解職責，規定法官或委托調解的期限，督促其準確適用調解，正確指導當事人進行調解，以和氣的態度為當事人提供幫助。尊重當事人對于調解方式和調解內容的自主選擇權，為當事人提出一些切實可行，最能使雙方當事人滿意的調解方案。當然法院提出的調解方案也只能作為一種參考供雙方當事人參酌，一旦當事人對調解方案不滿意或者不愿繼續調解時應當及時將案件轉入訴訟程序。

　　公開審理原則是審判活動的基本原則，一般情況下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必須公開。但是調解本身是建立在和氣的基礎上進行的，由于雙方當事人礙于顏面，只有在調解不公開的情況下更易于實現調解的目的。同時，考慮到對商業、個人隱私的保密，調解不公開迎合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這種不公開原則是相對的，僅僅是指對于個人及商業隱私的保護，可是對各種調解機構的調解員以及法官的調解行為必須進行監督，而此時就不適用不公開原則了，否則將不利于調解者公正合法的履行調解職責，使我國的法院調解重蹈覆轍，糾正不了已經存在的各種弊端。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可見，調解書在送達任何一方當事人，當事人拒簽時，調解協議對任何一方均不發生法律效力，這意味著之前所做的調解努力都是枉然，必然不利于司法資源的有效利用，也損害了法院的權威。為了督促當事人在達成調解協議時保持慎重，筆者認為應當建立調解違約懲罰制度，從而促使當事人在調解時謹慎作出決定。如果當事人經過調解達成調解協議，法院依調解協議內容制作調解書，并與判決書具有相等的法律效力。當負有履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調解協議所確定的義務時，享有權利的一方可請求法院強制執行，也可由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鑒于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已久的“調審合一”模式所凸現出來的一些弊端，法院通過建立庭前調解制度先行對可能達成調解的案件進行調解，將調解與審判相分離，避免審判權對當事人處分權的過度干預。在庭前調解無法進行下去時，案件應當立即轉入訴訟程序進行審理。一旦當事人申請調解，可將訴訟案件轉入調解程序，此時法院可以委托調解員或者與當事人關系親密的人作為調解者。但要規定一定的期限，雙方當事人在此期限內未能達成調解協議，法院應以訴訟形式作出判決。

　　在我國各地的司法實踐中，許多地方的法院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創設出各種調解方式輔助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設立“溫馨調解室”是實踐中很多法院的做法，福建莆田法院就采用了這種方式，例如設置一個專門的調解室，在調解室里放置色調溫和的小圓桌，茶具，鮮花等，為當事人調解營造舒適緩和的氛圍，給大家一種像家一樣溫暖的感覺，為下一步的調解創造有利條件。此外，法院在調解過程中法官或者其他受委托的調解人員應當扮演好其作為調解者的角色，以正確的態度幫助當事人達成和解。在調解的過程中，調解員還可以通過“拉家常”的形式分散爭議雙方的注意力，慢慢使雙方的怒氣得以平息，這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

　　具體的監督辦法是可以賦予人民檢察院對法院調解工作的監督。在此，筆者的看法是，為了不增加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負擔，人民檢察院可以委托已經退休或者其他具有調解經驗的人對法院的調解工作加以監督，這些人應當與被調解者沒有利害關系。通過這種方式，促使法院在當事人無所顧慮的情形下以調解的途徑幫助當事人化解矛盾，解決糾紛。

　　這類似于當事人和解，但不同的是，庭前調解應引用專門的調解法規來引導當事人，這與許多學者贊同的訴調對接也很相似。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了涉及到家庭、婚姻、鄰里糾紛、工傷、合伙等六類案件時應當先行調解。筆者認為，除了這些案件，法院應在立案之前對案件事實做一個簡單的了解，對于一些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易于調解的案件交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政調解組織、商業行會等機構進行調解，從而達到案件分流，為法院分壓的目的。這就要求民事訴訟法同《人民調解法》規定的一樣，認可其他社會調解的司法確認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