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眾多”與“地大物博”在空間上分離，運輸成本高，構成了廣大居民謀求生存和發展時所面臨的基本矛盾。這也決定了中國城市化必須實施精明增長的方式，即社會和諧、建筑緊湊型和多樣性、公共交通優先、生態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人口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集聚，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地理特征。2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不到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100年前這一比例增加了10%，21世紀初該比例上升至50%，而2050年世界人口在城市居住的預期比例將是70%。

　　多數城市仍在“應付奮力成長”

　　根據彼得·霍爾2005年的劃分，目前世界上的城市有三種類型。一類是發達國家“應付老齡化的成熟城市”，這類城市的特點是人口總量穩定或者下降、經濟成長和轉型緩慢，并且有處理環境問題的相關資源。另一類是“對付非正式超限發展的城市”，這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次大陸的很多城市、絕大部分伊斯蘭中東城市，以及某些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貧困城市等。其特點是人口總量快速增長(包括遷移和自然增長)，經濟嚴重依賴非正式行業，貧困現象非常普遍，環境和公共衛生等基本問題突出、管理困難。還有一類是“應付奮力成長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東亞、拉美、加勒比和中東地區。其特點是人口總量增長率在遞減，某些城市還面臨老齡化的前景;經濟成長依然迅速，但同時也面臨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環境和其他社會問題。

　　當前，中國多數城市屬于上述第三類城市，但也不乏自身特點。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備受關注。2005年Friedmann分析了影響中國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部門轉化的主要因素：一是農村具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有些甚至超過西方國家的城市人口密度;二是數量巨大且過剩的勞動力，為非農就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三是市場經濟激發了農民脫貧致富的置業經商潛能。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手工制造業的歷史傳統(如蘇州絲綢);足智多謀、敢于挑戰企業風險和謀求長遠發展的地方領導;分布廣泛的企業人才以及不斷提升的教育水平;一些地方性知識，如幫助人們尋找新的機會，以避開由于土地減少帶來的貧困和經常性的就業不足(就像溫州那樣);家庭和社會的高儲蓄率，使生產性設施及住房等社會基礎設施的再投資成為可能。

　　然而，中國的城市化由于受到一些制度的約束，也存在城市化不足的問題。Fujita和Henderson等人2003年的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化滯后，城市分工不充分，城市集聚程度不夠，空間基尼系數(該系數用來衡量產業空間集聚程度，其值介于0和1之間，值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高)偏低，城鄉收入差距大。他們發現，2000年中國空間基尼系數僅為0.4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564。

　　城市人口規模巨大

　　目前，中國城市人口接近7億，到2030年大約10億人將居住在城市。根據麥肯錫預測，屆時中國將出現221座1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而目前歐洲只有35座類似規模的城市)，其中有23座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

　　中國現在的人口總量，大于OECD國家的人口總和。如果每年新增1%的城鎮人口，就意味著有超過1000萬的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這相當于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口總量。2006年，歐洲40多個國家中，人口過1000萬的只有15個。以上這些數字，其含義相應地包括了規模巨大的資源利用和環境影響，以及就業、住房、交通、社會保障的匹配問題，意味著將出現更多的城市景觀和國土整治優化，意味著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互動，也意味著二三產業大量增加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有更多的人群參與社會關系的建構。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樣性

　　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樣性，這與中國的地域結構、人口和經濟規模緊密相關。一方面，中國地形西高東低，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區域差異明顯。絕大多數人口集中于東南部，而處于干旱或高寒地區的新疆和青藏高原所占空間是我國陸地的1/3，其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卻不到2%。同時，中國的資源包括礦產、水能資源和水資源卻呈現逆向分布，使人和物的空間分布產生巨大反差。“人口眾多”與“地大物博”在空間上分離，運輸成本高，構成了廣大居民謀求生存和發展時所面臨的基本矛盾。這也決定了中國城市化必須實施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的方式，即社會和諧、建筑緊湊型和多樣性、公共交通優先、生態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另外，中國各省的經濟和人口規模都相當可觀，但差距甚大。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的GDP總量，與同期其他國家相比，其中有6個超過泰國，10個超過新加坡，15個超過新西蘭， 24個超過越南。而且，每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的GDP總量，都超過了同期的蒙古、老撾、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就人口規模而言，中國的人口總量不僅位于世界前列，有些省份的人口已然過億，超過很多國家的總人口。2006年，全球范圍內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僅11個。因此，與許多國家只有一個城市群不同，中國多樣性的特征，需要區域間的競爭合作，需要多個城市群以及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

　　制度性約束眾多

　　中國的城市化受到行政等級體制與“城市偏向”政策等制度的制約。中國城市依據其行政地位可劃分為不同等級：縣級市、地級市(其中有一小部分享受副省級待遇)和直轄市。不同行政地位的城市被賦予不同級別的權利。2005年Friedmann指出，中國現行的城市行政級別在制度本質上是古代社會等級制度的延伸，上級城市對其行政管轄區內的下級城市有管治權，并以“箱子中套箱子”(boxes within boxes)來形容這種城市管治制度。

　　而“城市偏向”的政策，則有利于城市居民，對農村和農民不利。這種政策由價格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組成，包括貿易和價格等宏觀經濟政策，扭曲了經濟信號，如政府投資主要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而較少投向農村地區，城市公共部門存在過度就業等。政府持續擴大對城市地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而且其支出偏向因乘數效應在城市地區比農村地區更強而加劇放大。此外，城市地區的醫療保健、教育都好于農村地區。

　　同時，由于中國采取漸進式改革策略，雖然產品市場已經基本過渡到市場決定的價格機制，但是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尚沒有完全實現過渡到市場化的價格決定機制，使得要素價格扭曲程度較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化受到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財政分權制度等制度約束。這些約束對城市化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一方面，通過嚴格限制戶籍遷移，城市化過程中客觀上避免了如拉美一些城市那樣的貧民窟;另一方面，這些制度則強化了城鄉分割體制，提升異地就業和生活成本，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地方政府城市治理水平亟須提高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中人口和產業活動的聚集，大大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由于自身經濟地理特點尤其是制度性約束，中國的城市化也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如在全球化作用下出現的經濟、社會、環境等不均衡;大量移民對城市的永久性遷移、就業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諸多方面的訴求日益增強。

　　在繼續推進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同時，提高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水平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城市化發展的重要任務。這包括轉變地方經濟增長方式、改進分配體系和社會結構、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等。中央政府則需主要針對要素市場進行改革，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