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初步探討綏遠地區近代教育的幾種形式。自光緒二十八年起，貽谷被任命為綏遠城將軍，開始發展本地區的近代教育。因地區的特殊性，造成多種形式教育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大致分為：官辦的近代學校、旗學、教會學校。本文試圖論述各類教育形式及剖析其內在的因素。
關鍵詞：綏遠地區;貽谷;近代教育,地方教育論文
一、綏遠近代教育總括
內蒙古地區近代教育事業始自清末新式學堂的創辦。綏遠城武備學堂是內蒙古西部地區最早創辦的新式學堂。隨后，在廢除科舉制度，創辦新式學堂的熱潮中，內蒙古東西部相繼創辦新式學堂，使內蒙古地區教育事業的停滯狀態發生了改變。綏遠地區的近代教育濫觴于綏遠城將軍貽谷在任期間(1903-1908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任命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開始在內蒙古地區大規模推行放墾蒙旗土地的政策。次年，貽谷繼任信恪，成為綏遠城將軍。面對“竊查口外學校，近自光緒十三年始建。且僅以一學官統教七廳，其教學概可知矣，而在綏旗更不待問。以此亟需才之地，遇此皆不學之人，數十年來所有一切邊備宏觀，廢弛殆盡。而猶日駐防尚武，何必讀書?以故自是，其愚自安，其陋相沿，再久必至一無識字之人。貽谷在信恪創辦的武備學堂的雞翅之上在綏遠地區大力推行近代教育，為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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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里所謂的近代教育，是指效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新式學堂，區別于封建的科舉教育。而近代教育，以綏遠地區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所設立的綏遠中學堂及其附設的各類學堂為例，其課程主要以：經學、國文、算術、歷史、地輿、修身、圖畫、體操、博物等為主。從課程上看，雖然仍設有“經學”等傳統教學的內容，但其已不占主導地位，教學內容有了很大的改變。從學制和教學方法來看，傳統的科舉教育采取的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并不管學生程度高低，統一授課。而近代教育的學堂普遍采取了分班教學，并且設有圖書室等相關配套設施。加之采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頒布的“癸卯學制”，即中學五年制，以及隨后采用的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教育頒布的“壬子學制”，即中學四年制。分班分級制度是近代教育先進性的重要體現，亦標志著中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制度的形式以及確立。
二、具體學校類型
1、官辦的近代學校
在貽谷看來，“國語為創垂成憲習焉，不講既羞于數典。更窘于辦公。另立一科，俾業精于專，速成猶易。其蒙文之設，則因綏統轄烏伊兩盟，日與蒙接。現在報墾愈廣，交涉愈多，翻譯需才，亟應預為造就。藩服亦朝廷赤子，并令來學，冀可開通蒙智，藉以聯絡蒙情。于是任伊始的貽谷就將在肩秀書院舊址上的綏遠武備學堂移到空閑旗署，在書院舊址上建立了綏遠中學堂，招收八旗子弟，也兼收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蒙旗子弟。光緒三十年又設立左右翼五路滿蒙學堂。綏遠武備學堂是綏遠城將軍信恪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創辦的，是綏遠地區最早創辦的新式學堂。原來專收駐防八旗兵輪流入學培訓，為期一年。
“再土默特旗地處邊城，政沿蒙俗，人情椎魯舷誦寂然，甚至有身為職官而不識者”，于是光緒三十一年貽谷仿照綏遠城在歸化城設立蒙小學堂一所，因經費不足，先行額設學生40名，“延致教習分授滿、蒙、漢文及淺近教科之學。”同時，在歸化城設立土默特蒙養學堂，學生50名。
民國時期，綏遠地區的近代教育有了顯著的發展，但是其整體落后于內地各省。就其內部而言，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類似歸綏縣、和林縣等就比設治比較晚的縣發達一些。
2、旗學
貽谷到任之后，首先興建武備學堂，設“蒙養學堂，挑選學生，授以清、漢各文，并習練體操，以備升入中學堂之選”及“蒙小學堂五所，擇八旗幼丁肄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貽谷認為辦學初見成效：“各學中不乏敏屠可造之材，其所習洋文分數，較優于清、蒙文”;并形成“人近知間學，習爭附入”之風氣，一改過去部分旗人“駐防尚武，何必讀書”之舊觀念。貽谷在辦學取得初效后，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完成了對綏遠城學校的最后增建及調整，共在綏遠城設有六類新式中、初等及軍事學堂。
3、教會學校
教會學校出現在綏遠地區，更是一種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以基督教文化征服、改造中國的一種方式。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制度，興辦近代教育，教會學校在綏遠地區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其重要標志就是公學校的創建與發展。綏遠地區最早的公學校是由要理學校升格或合并而成的，大多少中學都是在高等小學的基礎上漸漸增加班次而成的。教會學校的建立，主要是為了造就師資，以及培養未來作教士的人才儲備。民國時期，教會學校也因“壬子學制”，在綏遠地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發展逐步規范化、正規化：即各教堂設立初級小學、區公所設立高級小學、各教區則設中等學校。
三、綏遠地區發展近代教育存在的弊端
綏遠地區在創辦新式學堂的熱潮的背后，也存在著種種弊端阻礙其發展。
1、經費問題。經費短缺一直貫穿于綏遠地區發展近代學堂的始終。貽谷辦學可謂是不遺余力，想法設法籌集辦學經費，將自己的養廉銀也捐作辦學公費。甚至發出了“育才以興學為主，興學以籌款為亟”“夫興學莫難于籌款，而在綏遠尤難乎其難”的感嘆。綏遠地處邊遠，無地丁厘稅可收，兵餉不足，更別提學堂經費方面。面對“……旗幟、號衣、書籍、儀器，一切應需之件尚且未經置備。然已左支右絀，無法騰挪，不獨難期經久，即目前敷衍亦有不支”。貽谷不得不實施將馬廠地由東路墾務公司指留馬廠地數百頃，先行交價以濟急需等措施以保障興學堂的經費。到民國時期，以當時的省立學校(學校的經費由當時的教育廳撥發)為例，見表一可知，1913、1914年間，沒有明確的經費來源，由此可以判斷，省立學校的經費呈現緊張的態勢，故綏遠地區興辦學堂，經費短缺是大問題。
2、生源問題。綏遠地區因其地處邊遠，比較落后，加之人口較少，這就造成了學校的生源極不穩定。首先，自辛亥革命以來，社會動蕩不安，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經濟健康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農民紛紛破產，加之綏遠地區賦稅嚴苛，“種地一頃……除一切雜役、雜費及牛犋、神社等與長工所賺之工資，所得竟入不敷出……故視地為累物”。只有少數稍富人家，才能送其子弟入學。
綏遠地區近代教育的發展，總體而言，有所發展，但相對于全國范圍內呈現落后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近代教育對綏遠地區提供了先進的知識和思想基礎，促進了該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