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隨著全球引進外資的競爭加劇，關注在華外資“再投資”對充分利用在華外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2013-2016年商務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名錄和上市公司數據庫進行匹配，獲得166家中國上市外資企業的母子公司面板數據，并從技術創新的角度對在華外資在中國境內建立子公司的再投資行為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企業研發投入是促進外資企業建立在華子公司的重要因素;非鼓勵類在華外資企業建立子公司屬于創新驅動型，而鼓勵類在華外資企業則不然;高新技術型在華外資創新驅動型再投資的效應強于非高新技術型外資。以上研究表明，改善在華外資的研發環境，促進其研發成果的轉化，將有利于激勵其進行在華再投資，有效地抑制在華外資的回流和轉移。
關鍵詞 在華外資企業 外企再投資 研發投入
一、引言
自2004年中國放寬外資準入以來，大量外國企業將海外擴張的目的地鎖定中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大量外資不斷涌入中國市場，截至2017年，在華外資存量全球占比高達9.5%，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隨著全球經濟下行，“逆全球化”態勢突顯，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跨國投資流量為14 298.1 億美元，同比下降23.4%，創歷史新低，這意味著世界各國之間外資引資的競爭將變得愈發激烈。近年來，新加坡、埃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競相采取優惠政策，通過降低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等方式改善本國外商投資環境，加劇了同中國的外資引資競爭。2017年中國外資流入量的增速為2.0%，與2016年近34.7%的增速相比呈明顯放緩的態勢。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國家先進制造業倡議計劃”“工業4.0倡議”“日本在興倡議”等“再制造業化”倡議，吸引海外制造業回流。受2020年疫情的沖擊，一些國家甚至推出鼓勵外資撤離中國的政策，日本提出花22億鼓勵在華企業撤離中國;美國也號召企業搬離中國，并承諾政府承擔企業100%的搬遷費用，這些做法可能引發在華外資回流母國。面對新增外資引進乏力和在華現存外資回流的雙重挑戰，中國在有效利用外資方面壓力倍增，因此，關注和研究在華外資的“再投資”行為，在“穩外資”和盤活外資存量方面具有重要的倡議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正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經濟增長方式正從依靠勞動密集型投入向創新知識密集型投入轉變。優化研發創新型外資的利用效率將有效地促進和優化國家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蔣殿春，2005)。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突破2萬億美元，累積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00 165家，2017年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5 662家，其中高技術制造領域與高技術服務領域吸引外資規模大幅上漲，分別新增1032家與5990家，同比增加29.3%與81.9%，實際使用外資98.9億美元與260.7億美元，同比上漲 7.6%與106.4%。總的來看，中國高技術產業全年利用外資占比近33%，利用外資規模同比提高了60%以上。另外，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在華外資的研發投入、有效發明專利數在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中占比20%。2017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 13.3%，其中，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最大的主體。可見，在華外資企業增加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對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以及改善中國產品出口質量方面都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研究在華外資的創新投入對其在中國境內擴張的影響，不僅能夠找到穩定外資、盤活外資存量的有效途徑，同時也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需求。
以往文獻大多以新進外資為視角研究如何吸引外資的進入，對已有外資再投資行為的研究則十分匱乏。本文將結合企業擴張理論，分析在華外資企業的研發創新投入是否會促進其在華進行再投資，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其一，與大量研究新進外資的文獻不同，本文研究在華外資的再投資行為。通過將商務部在華外資企業目錄與國泰安上市公司數據庫進行匹配，本文構造了在華外資母子公司的面板數據，克服了以往研究無法識別外資企業母子公司關系的難點，填補了該領域的研究空白。其二，本文從創新驅動視角研究在華外資的再投資行為，發現創新研發環境和企業創新投入是吸引外資進行在華再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為以往外資區位選擇理論提供了相應的文獻補充。
本文研究框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研究背景與意義;第二部分，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第三部分，設定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和分析;第四部分，總結研究結論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
Melitz(2003)構建異質性企業模型，探討了不同生產效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其研究發現：生產效率越高的企業越容易進行跨國投資。此后，以異質性企業模型為研究基礎，大量文獻關注在華外資企業的初始投資區位的選擇問題，并從外資準入(韓超和朱鵬洲，2018)、經濟增長潛力(Alfaro et al.，2004)、市場規模(田素華和楊燁超，2012)、金融發展水平(Desbordes，Wei，2017)、稅收水平(程蘭芳和王強，2008)、外資集聚效應(顏銀根，2014)、地方式分權(朱平芳等，2011)、目的地空間效應(黃肖琦和柴敏，2006)、制度質量(Busse，Hefeker，2007;王永欽等，2014)等多維視角進行探析，但是鮮有文獻以外資企業進駐中國后的再投資行為為視角，來深入探討如何提高外資利用效率，尤其是缺乏經驗證據。外資企業通過建立子公司進行再投資也是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決策行為，是母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更高利潤的經營倡議調整。在華外資的在華再投資行為受企業自身發展倡議、外資流入性波動、區位選擇和地區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