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已結束，效果不及預期，其主要原因是稅制設計不合理，激勵作用有限。通過梳理國際上個人稅延養老保險的發展階段，歸納理論觀點，總結成功經驗，進而展望我國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個人稅收遞延;商業養老保險;發展階段;理論回顧;前景展望

　　《山西財稅》，山西省財政廳主辦，月刊。是一部財經刊物。以探索財稅經濟方面有關問題(理論政策)，總結交流財稅管理與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經驗。

　　引言

　　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①概括起來，是個人在購買商業養老保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險時不繳納個人所得稅，等到領取養老金時再繳個稅的一種私人養老儲蓄計劃，其實質是將稅收優惠與商業養老保險結合的制度創新，其最早產生于美國，并在美國得到充分發展。1978年，美國《國內稅收法》新增了第401條K項條款，該條款規定不同類型雇主為雇員建立累積制(DC)養老金賬戶時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該稅收優惠政策明確雇主為員工開通的個人養老計劃賬戶在繳費階段和產生收益階段不繳稅，直到雇員年滿59.5歲時，才能從其養老金賬戶中領取資金，這部分資金作為個人收入需要交稅。由于極大的稅收優惠激勵美國雇主及個人積極加入私人養老計劃，短時間內養老計劃累積巨大基金，逐漸改變了美國傳統養老保障體系，成為社會養老資金的主要來源，這項養老計劃也被稱為401K計劃。

　　稅延政策在美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中取得了極大成功，其他歐美國家也采用稅延政策，通過設置不同稅收優惠模式、設定不同的優惠稅率和最高繳存限額激勵不同目標群體自愿加入個人商業儲蓄養老計劃。我國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比較晚，其主要原因是我國公共養老金支付金額逐年提高，平均替代率60%以上，居民覆蓋率達超過80%。但隨著我國進入老年化社會，財政養老支付壓力越來越大，養老資金缺口問題逐漸顯現，亟須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特別是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展空間受限，作為第三支柱的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被寄予希望。2018年4月，財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稅延養老保險試點正式進入實施階段，從2018年5月起對上海、福建和蘇州工業園區進行試點。試點一年期限過去，成績差強人意，2019年6月底，共23家保險公司參與試點，銷售66款產品，累計實現保費收入2億元，投保人4.52萬人。相反，同時期沒有稅收優惠的養老目標基金試點發展如火如荼，自2018年9月試點開始至2019年9月，已成立養老目標基金55支，募集資金170億元，投資者達150萬元，其募集資金與銀行個人儲蓄存款相當。

　　一、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發展階段

　　1.萌芽階段(1940—1960年)。自1875年美國運通公司設立第一支企業年金計劃來，個人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伴隨其存在。1935年，美國通過法律確定企業和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障稅，對工薪課稅。隨后美國稅法規定雇主為其雇員向稅收優惠養老金計劃、簡易雇員養老金計劃、避稅年金計劃存入的資金不按工薪對待，免繳薪金稅。1962年，美國開始允許自我雇用的個人建立個人稅收優惠退休賬戶，即IRA前身。

　　2.產生階段(1970—1980年)。1974年，美國頒布《個人退休收入保障法案》，IRA賬戶基于該法案應運而生，并將稅收遞延優惠推廣至沒有養老金賬戶的個人，包括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以及其他納稅者。1978年，美國《國內稅收法》以401K條款明確企業加入雇主養老計劃適用稅延政策，雇主為雇員繳納企業養老金計劃支出可以稅前扣除暫緩繳納所得稅。由于401K計劃具有稅收平滑和投資免稅效應，對美國企業年金發展產生較強推動力，該養老計劃在20世紀70年代末起步，到80年代末逐步成為僅次于國家養老金的第二大養老基金，居于美國養老體系的次要地位。

　　3.成熟階段(1990—2010年)。經過401K計劃和IRA計劃的高速發展和快速累積，美國養老體系發生結構性變化，并強有力的促進美國資本市場發展，減少了公共養老金財政壓力，促進經濟復蘇。稅延政策對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的激勵為其他國家建立多層次養老體系改革提供成功經驗。2005年，德國進行李斯特改革后，根據《老年收入法》確立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稅收遞延政策。澳大利亞的2007年稅法修正案針對雇主，為75歲以下雇員提供的養老金部分、個體戶自愿儲蓄養老金部分全部抵稅。

　　4.調整階段(2010年以后)。歐美國家經過多次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對稅延政策適度調整和放寬限制，逐漸適應本國私人養老保險市場。福利國家逐漸認識到私人養老計劃應該保障居民福利，需進一步擴大覆蓋面，提高參與率，逐步對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稅收模式做出調整。與傳統IRA計劃和401K計劃不同，羅斯IRA和羅斯401K養老計劃實行個人稅后收入繳費，即TEE①模式，而澳大利亞個人超級年金采用TTE稅收模式。

　　二、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理論回顧

　　1.稅收激勵論。不考慮代際遺傳和稅收影響，根據精算平衡原則年金化的財富跨期安排是最合適的，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但實際上，商業養老保險市場通常需求不足，除個人非理性決策和財富遺傳動機影響因素外，稅收負擔是主要原因。因此，對個人投資商業養老保險計劃延期納稅，一方面可以降低個人邊際稅率，另一方面推遲納稅時間縮短繳稅期限，從而減少投資者稅收負擔激勵加入養老計劃。

　　2.公共物品論。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與一般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不同，運用商業模式保障個人退出勞動市場后收入損失風險，屬于準公共物品。公共養老保險保障參與社會勞動的人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體現公平。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是個人財富投資計劃，個人繳納養老金越多，其退休時期領取資金越多，體現效率。將公共養老與私人養老結合的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需要政府財政政策支持。

　　3.福利經濟論。在工業社會，高水平社會保障能保障社會問題，促進就業從而提高經濟產出，而過高的社會福利加重生產企業負擔，擠占儲蓄份額，同時滋生懶惰，損失效率，長期不利公共福利增進。養老保障制度要體現國家、企業、個人共同責任，采用收益確定型或者繳費累積型的公共養老保險通過代際再分配能增加公共福利，具有個人特性的個人稅延養老保險可以通過稅收安排提高個人福利水平，進而提高整體福利。

　　4.風險管理論。隨著社會老年化，養老保障需要應對長壽風險和通脹風險。這兩類風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具有系統性的長壽風險和通脹風險，二是具有差異性個體保障需求和投資需求。系統性風險需要長期儲蓄資金來應對，個人差異風險則需要市場配置來分散。雖然保險計劃資金市場運營會帶來新的風險，但其相對老年化風險處于從屬地位。

　　5.稅收調節論。遞延所得稅對個人生命周期收入有平滑效應和累積效應。平滑效應可以使邊際稅率高的收入轉向邊際稅率低的收入，從而節約稅收，形成結余收入。累積效應是這部分結余收入隨著時間累積會增加收益，滾動累積，形成利得收入。但這兩種效應會隨著邊際稅率、參與率及通貨膨脹率等外在因素變化，對個人效用產生的影響不確定，因此可以調節個人投資行為。雖然稅延商業養老保險作為多層次養老體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已成為共識，但是也有學者對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功能和作用持有不同的觀點。一是稅延優惠政策不是私人養老金增長的激勵因素。有實證研究表明具有稅延功能的401K賬戶不能刺激個人儲蓄，認為401K計劃對其他形式的養老安排沒有替代效應，也有人認為個人儲蓄增加是企業匹配繳費形成的而不是延遲納稅激勵的。也有人研究繳費前401K賬戶與繳費后401K賬戶個人參與率是否有關來說明稅延的激勵作用，結論不一。二是稅延政策具有累退效應，加大貧富差距。David對美國居民參與稅延型養老保險的意愿進行研究，研究表明，能夠取得非勞動所得或者收入水平較高的家庭，參與稅延型養老保險的概率更大，而家庭中僅有一個工作勞動力或者有被撫養者時，該家庭參與計劃的可能性更小，說明中高收入家庭享受更多稅延優惠。三是稅延商業養老保險對宏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蔣麗彤利用戴蒙得模型分析EET模式下個稅遞延養老保險的儲蓄效應和消費效應，認為稅優養老險能否真正影響到國內儲蓄并刺激消費，應綜合權衡各方面利弊。四是對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市場機制的研究較少涉及。很少學者對商業保險機構及其他具有長期投資功能的投資機構在管理長壽風險和保值增值的績效進行研究，也很少探討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市場機制。五是對不同商業養老保險產品稅延激勵效果作實證研究。吳孝芹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激勵效應模型，分析得出邊際稅率、投資收益率和激勵年限均會影響政策激勵效果。崔軍對試點進行建模測算，指出稅收優惠力度較小，激勵效果會隨著時間而減小。

　　三、個人稅收遞延商業養老保險展望

　　1.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發展與公共經濟相關。稅優政策對401K計劃的激勵作用是有其特殊背景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出現“滯脹”，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難以奏效，為走出困境，里根政府采取大力減稅和增加儲蓄的宏觀調控政策。此時，401K計劃及稅延政策與此宏觀政策方向相同，力度相當，客觀上促進401K計劃快速發展。而我國儲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國家，傳統依靠儲蓄養老，這給個人稅延性養老保險提出較大挑戰。

　　2.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激勵有明確的目標人群。法國李斯特改革，以法律形式確定改革目標是保證養老金替代率不變，對補充養老金實行補貼，不影響已參與養老保險人的福利。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個人可以享受財政補貼，其家庭成員也可以參與該計劃并可享受財政補貼，鼓勵家庭參與養老計劃。澳大利亞對于年齡55~65歲處于半退休的中老年人，可以將提取養老公積金，同時存入養老公積金，享受15%的優惠稅率，增加老年人收入。我國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要根據不同目標群體給予相應力度的稅收優惠。

　　3.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需要其他配套政策。401K退休計劃在法律上強制要求雇主匹配繳費，澳大利亞對雇主不繳納超級年金需要繳納保障稅，這些半強制約束雇主加入養老金計劃，客觀上提高私人參與私人養老計劃的積極性。英國將個人養老金寫入《社會保障法案》，并明確稅收返還政策。我國個人稅延商業養老保險除了稅前扣除優惠外，沒有其他配套政策手段，僅依靠稅前扣除鼓勵個人進行長期投資，其作用有限。

　　4.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產品應有核心價值定位。除美國外，德國和澳大利亞較早實施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第三支柱的個人商業養老保險替代率都處在10%左右。而美國個人稅延商業養老保險具有更多的投資功能，有著高效的資本市場，并對個人養老金賬戶進行嚴厲得監管，維護養老計劃儲蓄價值。而我國個人儲蓄率一直很高，且傳統靠儲蓄養老，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要發展需要體現。

　　5.個人遞延商業養老保險與第一、第二支柱存在替代作用。根據多個發達國家養老體系改革歷程，著力發展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然后逐步發展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稅收遞延是在國家強力推進多層次養老體系“大棒”時，給予的“胡蘿卜”。公共養老金、企業年金及個人養老計劃都具有收入效應，稅延是政策手段，調節目標是收入，因此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與其他養老金存在替代關系，我國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改革，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發展還有很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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