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鍵 詞：綠色金融;金融安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VAR模型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后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是與日俱增。但是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并且此種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的負面影響已經十分明顯。
2014年，中國城市PM2.5的年均濃度為65 μg/m3，許多北方城市的濃度在100 μg/m3以上，遠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第二階段標準(25 μg/m3)[1]，根據環保部的統計，我國水質污染超標的水源占75%，耕地污染超標達19.4%。研究表明，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與高污染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結構有關[2]，我國的重工業產值占我國GDP的比重高達30%，然而重工業單位產出的能耗和空氣污染是服務業的9倍;我國煤炭占總能源消耗比重高達67%，然而等量的煤炭燃燒導致的空氣污染是天然氣的10倍。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給我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此時，看似單純的環境和資源問題，實則已經牽涉到了我國的經濟安全。
金融是我國經濟的血脈，金融安全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又直接決定著國家的經濟安全，影響社會的整體發展。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國，維持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維護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風險是我國經濟發展道路上的重中之重。我國經濟曾一度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嚴重損害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給我國經濟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如今我國正處于自身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透析影響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保持在這關鍵時期金融安全的穩定，就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
綠色金融是指支持環境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活動。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是指通過貸款、私募投資、發行債券和股票、保險、碳金融等金融服務將社會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清潔建筑等綠色產業發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3]。《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環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求將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新興支柱產業。大力發展融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為一體的綠色經濟，加快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而綠色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綠色金融的支持，金融是資源配置的樞紐。綠色金融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綠色金融工具，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綠色產業，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優化了金融結構;與此同時，綠色金融本身作為新型的金融發展模式，推動金融機構開發出大量新型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將我國的金融創新水平提升了一個新臺階。
隨著綠色金融在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性日益顯著，本文綜合考慮綠色金融與我國金融安全間的關系，創新性的將綠色金融這一宏觀經濟因素納入對我國金融安全影響的考察之中，并與其他傳統宏觀經濟因素帶來的影響進行直觀的比較，給今后的研究帶來思路上的拓展;基于綠色金融與金融安全數據匹配的難度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創新性的構建了能較好匹配且相對完善的綠色金融與金融安全的綜合指數，在相關指數構建層面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1 文獻綜述
1.1 綠色金融與金融安全
綠色金融的發展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主要從3個角度入手進行評述。
從金融創新的角度，趙昆[4]指出我國金融風險是國民經濟粗放式、數量型增長方式下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缺乏創新增加了維護金融安全的難度，為此，我國在提高金融安全意識和技術的同時，必須要抓住金融創新，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我國的金融安全水平。Salazar[5]認為綠色金融是金融業為迎合環保產業的融資需求而進行的金融創新。Scholtens[6]重點分析了金融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傳導機制，指出綠色金融就是以將環境污染的后果降到最低程度為目標的金融工具的最優組合。方灝等[7]認為綠色金融是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創新性金融模式;
從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角度，劉錫良等[8]指出在經濟與金融復雜的互動過程中 ， 金融結構是重要的交匯點，金融結構是經濟影響金融安全的重要形式。吳曉亮[9]通過實證研究表明綠色金融確實對綠色經濟效率有促進作用，推動我國經濟向綠色經濟模式轉型升級。裴正綱[10]實證檢驗了綠色金融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尹鈞惠[11]認為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循環經濟的發展有賴于發達健全的綠色金融體系的支持，綠色金融的服務驅動，必將推動循環經濟快速穩步增長。胡春生[12]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認為綠色金融可以有效“解決市場失靈，規避政府失效”。
從金融風險角度，何建奎等[13]認為不良的環境表現能導致金融投資客戶盈利能力下降，增加償債風險。于飛[14]指出我國目前環境形勢惡化，部分企業環境違法現象較為突出，使得銀行的信貸風險加劇，而綠色金融的發展有助于商業銀行環境風險的管理。王俊勇等[15]在厘清環境風險至系統性風險的傳染路徑基礎上，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面出發，論述了發展綠色金融可以助力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實現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目標。Thomas[16]引入外部環境成本計算經濟附加值，更精確地計算出投資組合的環境危害系數，為金融機構了解項目的環境風險和發放貸款提供了有效依據。梁爽等[17]為比較綠色金融受到風險傳染同非綠色金融受到風險傳染的不同表現，基于SIRS的風險傳染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綠色金融市場受到外界風險傳染影響較大，但通過有效的風險轉移手段能更好的控制綠色金融風險。
1.2 金融安全及其評價
金融安全方面，隨著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金融領域不斷開放，在我國金融自身因素和外部環境的共同影響下，目前我國的金融安全狀況并不十分樂觀。楊靜姝[18]對中國目前金融安全的現狀進行了研究，指出目前由利率、匯率、股票、商品價格等變化而導致的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突出，且金融創新力度的不足限制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和市場風險的分散。在對金融安全指標體系框架的構建研究方面，主要采取構建指數的方式進行分析，Haner[19]構造的富蘭德綜合指數是第一個可以較好地反映某一區域或國家宏觀經濟環境風險程度的評價指標，該指數可以從定性、定量兩方面對金融環境系統進行評價。蔣海等[20]和黃葉金[21]都通過構建中國金融安全指數，選擇例如匯率、利率、通貨膨脹等影響我國金融安全的宏觀經濟要素對金融安全做實證研究，分析了各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作用。Sun等[22]則采用以遺傳算法為基礎的BP神經網絡新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電力行業的金融安全狀況。
1.3 綜述小結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系統匯總與梳理，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外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金融與金融安全各自領域之內，將兩者相關聯的研究尚相對較少。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綠色金融的發展引入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中，通過實證分析，著重探討綠色金融的發展給我國金融安全帶來的影響。
2 數據描述與指標構建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綠色金融在我國自2016年以來才得以蓬勃發展，評價綠色金融的相關數據相對較難獲取，因而最終能夠收集到的能互相匹配完全的數據區間為2016年1月—2019年12月的月度數據，且該樣本區間包含了201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數據，經濟波動的加入使得本文對金融安全的研究更具意義。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同花順iFind金融數據終端和CSMAR數據庫(對于部分缺失的觀測值，由于本身樣本數量較少，故采用移動平均或插值法進行補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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