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4 ～ 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6765個樣本為研究對象， 發現減稅降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從作用機制上看， 減稅降費可以增加企業現金流量、降低企業費用支出和金融化動機， 并且可以提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 進而降低債務融資成本。 此外， 研究還發現， 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的企業對減稅降費措施更為敏感， 這種現象在國有企業中更加明顯。

　　【關鍵詞】減稅降費;債務融資成本;市場化程度;產權性質

　　一、引言

　　2015年， 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隨后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以稅收減免、取消或停征行政事業性收費為主要內容的減稅降費政策。 大刀闊斧的減稅降費舉措力圖降低實體企業的成本負擔， 改善和優化企業的發展環境， 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債務融資作為企業外源融資的方式之一， 是企業資金的重要來源， 也是發揮財務杠桿作用的重要途徑。 近年來， 我國出臺多項政策以解決企業融資約束的難題， 如優化金融生態環境[1] 、完善法律監督環境[2] 、加大稅收征管力度[3] 等，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 然而， 要想從根本上增加企業現金流， 激發企業活力和提升企業效益， 幫助企業進一步脫離“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減稅降費作為一種具有事前激勵特征的政策手段， 覆蓋面更廣， 歧視性和扭曲性更小[4] 。 當前推行的“結構性去杠桿”雖然降低了國有企業和政府的杠桿率， 但是國企和政府作為穩增長的重要力量， “去杠桿”難免會帶來經濟下行壓力， 因此有必要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5] 。

　　繳納稅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之一， 同時稅費負擔的高低也會影響企業的發展。 企業內源性資金通常由盈利能力以及現金流強度來衡量， 內源性資金充足的企業在向外融資的過程中受約束較小， 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獲取資金[6] ， 而減稅降費可以有效降低企業各生產要素成本[7] ， 提升企業的內部利潤留存以及現金流水平[8] ， 拓展企業內外部融資空間[9] 。 此外， 降低邊際稅率可以促進投資、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提升社會生產率[10] ， 進而影響債務融資成本， 緩解融資約束。 在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現有研究中， 存在較多關于債務融資成本影響因素以及經濟后果之間關系的文獻， 較少有文獻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背景進行研究， 而減稅降費是否能通過增加企業現金流量來激發企業活力， 進而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是學術和實務領域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創新點主要在于：①結合減稅降費對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 考察了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影響趨勢， 發現減稅降費可以通過增加企業現金流量、降低企業費用支出、減弱企業金融化動機以及提升勞動生產率等途徑激發企業活力， 從而有效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②考慮了減稅降費對不同市場化程度地區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造成的地區異質性影響。 ③考慮了企業產權性質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差異化影響， 豐富了減稅降費宏觀背景下對企業產權性質和債務融資成本的相關研究成果。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由于資本市場不完善， 政府的有效引導可以使社會資源流入需要被扶持的企業。 減稅降費政策主要通過大規模的普惠性減負來降低各類生產要素成本、增大現金凈流量， 使得企業可以將更多資金用于固定資產投資， 增加可抵押資產， 以此提升外部融資能力[11] 。 在各類企業中， 高新技術企業和小微企業較難獲取債務融資或權益融資， 其大多依賴自身內部積累， 這促使政府采取一些稅收優惠手段來刺激這些企業提高內部研發投入比例、提升勞動生產率， 在緩解融資約束的同時提升企業的納稅遵從度， 促進企業的高質量發展[12] 。 生存及發展壓力得到緩解會在較大程度上提升企業和組織的“獲得感”[13] ， 使其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到生產運營以及技術創新等與企業核心業務相關的環節中， 以增強企業的償債能力、降低其破產風險。 企業所得稅稅負的降低可以提升企業銷售額以及利潤率， 加大企業研發創新投入力度和增加企業專利申請數量， 進而提高企業績效[14] 。 因此， 本文提出減稅降費可以通過增加企業現金流量、降低企業費用支出、減弱企業金融化動機以及提升勞動生產率等途徑減輕企業壓力， 使資金真正落實到生產和創造中去， 刺激生產積極性， 提高融資能力， 進而降低債務融資成本。 綜合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減稅降費有助于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債務融資難易程度也影響著債務融資成本， 因此， 減稅降費對企業的影響在不同地區存在著較大差異。 根據以往的研究可以發現， 非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企業“貸款難、融資難”問題尤為突出[15] 。 稅收政策指向性較強， 并且調控力度易于掌控， 可以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也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平衡區域發展差距的重要手段。 在針對私營企業、西部地區以及非出口企業的研究中， 發現由于受企業性質、所處區位和市場規模等因素的影響， 企業會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 當享受到減稅政策時會釋放對固定資產的巨大需求。 而在針對國有企業、東部地區和出口企業的研究中情況則相反， 減稅并未直接刺激企業投資， 但仍給予了調整要素配置、加強融資優勢， 進而降低融資成本的機會[11] 。 東部地區小微企業減稅降費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效果較中、西部地區的企業更好。 因此， 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效果在地區上具有異質性， 不同地區的反應各不相同但總體呈良好的轉變勢態。 相對于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企業， 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的企業由于外部環境良好、法律制度完善等， 對政策的實施具有更強的反應能力和執行能力。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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