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湖北省12個市的數據為樣本，通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測度2005-2017年湖北省各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高質量經濟發展指數的影響。結果表明，湖北省當前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空間相關性，數字普惠金融對高質量經濟發展的作用明顯;而通過效應分解發現，湖北金融科技創新活動對周邊城市存在空間溢出效應，這表明省政府可以通過發揮省會城市的金融科技優勢，帶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從而實現地區乃至整個湖北省經濟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湖北;數字普惠金融;高質量經濟發展;空間計量模型

　　一、引言

　　隨著近年來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時期，每一個不同的經濟體都需要構建一個“更平衡、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格局。中國在2013年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發表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文件，該文件中首次提到了“發展普惠金融”。而自2013年至今，全國各省市都一致地以“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促進經濟高質量地發展”的方針實行該計劃。時至今日，我國的普惠金融項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同時發展中傳統普惠金融的弊端與缺點也逐一暴露出來，高業務成本、人力資源昂貴以及網點普及率不夠的問題使得傳統金融機構對普惠金融業務望而卻步。而近幾年互聯網金融和數字化技術的崛起，普惠金融的發展遇到了新機遇。

　　2016年1月，國務院在召開常務會議時發布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文件，該文件中提出了未來幾年利用互聯網技術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從而直接或間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與2020年底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相匹配的的普惠金融服務與保障體系。數字普惠金融與傳統普惠金融業務的區別在于，其能利用互聯網技術和征信體系的數據集中優勢，快速收集數據與匹配對象，從而實現高效率、低成本的適用原則。但由于數字普惠金融的誕生時間較短，有關數字普惠金融的運行機制與監管機制尚不健全。因此，提升普惠金融服務人員的金融服務水平、收入水平以及構建相關的征信體系成為了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當務之急。

　　湖北作為華中經濟發展靠前的省份，其近年來經濟增速位于全國前列，然而湖北省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經濟效率地下、產業結構失調等。目前，湖北省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高質量發展成為省內經濟發展的最新指向，數字普惠金融在湖北的發展剛剛起步。因此，深刻理解數字普惠金融對湖北省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怎樣的作用效果成為湖北省管理者最關心的問題，這些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文獻綜述

　　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普惠金融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其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與其對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同樣脫離不了普惠金融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之間差距的關系研究。而針對普惠金融與減少貧困、增加收入的相關研究，是以國外的相關研究為基礎的。Mckinnon早在1973年就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中，金融抑制現象是非常普遍的，而這種現象很容易導致信貸資源的分配不均衡，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通過構建動態模型來描述與探究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并發現二者之間的動態關系服從“倒U型”分布。Galo和Zeira(1993)從金融體制的建立與完善的角度進行分析，發現其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著積極的作用。Dollar 和 Kraay(2002)通過收集相關92個國家的數據，并基于此通過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不僅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更能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Kama和Adigun(2013)通過對尼日尼亞國內普惠金融發展情況進行研究，發現不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匱乏的信息技術知識，嚴重阻礙了尼日尼亞普惠金融的發展。Diniz等(2012)以巴西為例，通過分析生物識別和移動支付等新技術的應用，得出若利用以上技術對在邊緣和貧困地區的人們進行推廣和應用，將有利于該地區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務。Bagli和Dutta(2012)通過對目前印度的普惠金融發展狀況經行分析，提出利用手機銀行模式為印度的普惠金融發展提供新思路，同時該條建議能夠滿足印度非銀行客戶和貧困人口的基本金融需求。

　　在普惠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上，國內外的研究都不多。國內學者多數采納國外學者和國際性組織提出的框架，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和數據可獲得性進行調整。王婧等(2013)在研究二者關系時，通過從金融服務范圍和使用情況角度建立了一個韓6個具體指標的指標體系，從而計算出2002-2011年我國的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焦瑾璞(2015)在遵循GPFI方案的前提下，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描述增加了一些指標，例如農戶貸款獲得率、農戶取款服務點覆蓋率以及農業保險存在率等，構建了一個由19個指標構成的體系，從而對2013年全國各省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宋漢光等(2014)以二十國集團的國家自2005至2012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發現作為自變量，普惠金融水平相對于金融發展深度，對經濟增長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時普惠金融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發揮的作用比在發達國家中更明顯。杜強等(2016)通過選取8項指標綜合衡量了2006-2013年我國31個省市以及自治區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其結果表明東部普惠金融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同時發現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呈現“倒U型”分布的。李濤等(2016)通過研究跨國跨地區的截面數據，以構建個人存款賬戶、投資資金來源中銀行占比以及企業貸款比率等10個指標對普惠金融發展指數進行描述，并發現發展中國家中絕大多數指標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性的影響;而對于發達經濟體中，個人金融服務指標例如個人賬戶占比、借記卡使用率對經濟增長有副作用，造成該結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邊際效益低于標邊際成本。

　　數字普惠金融方面，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和研究的文獻很少。張曉燕(2016)將互聯網第三方支付額占GDP比重納入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從而與歷年來大多學者研究普惠金融指標是不考慮互聯網金融的行為相區分。二十國集團于2016年出版的《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改進版》在原有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補充了部分指標，其中包含使用數字支付的老年人和中小企業比例、每萬名成年人使用移動支付交易比例等。2016年7月，由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以及螞蟻金服集團組成了專項課題組，利用螞蟻金服中有關的數字普惠金融的數據，編制了“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15)”，該指數體系包含覆蓋廣度指數、使用深度指數以及數字化程度指數三個以及指標以及下轄的24個二級指標，從而計算出2011-2015年全國各省市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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