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內有學者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了東亞金融危機。顧肅(1999)指出，國際金融投機只是東亞金融危機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東亞文化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陳立旭(2005)也認為亞洲金融風暴應該使人們認識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的關系。

　　關鍵詞：文化發展,金融制度,經濟管理

　　此外，國內不少人著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認為，金融文化的進步與繁榮，是金融業不斷發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認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設對金融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他從文化的視角分析了金融，又從金融的角度重新認識了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而從金融的視角看，文化建設會推動金融發展。因而文化與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范恒森(2000)明確界定了金融文化，認為，金融文化是指“人們在金融實踐中形成的，并對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金融組織的經營管理活動等產生持久影響力的思想文化”。張曙光(2002)考察了債信文化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他看來，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質是信用，“金融的發展與信用的發達和債信文化的繁榮是相表里的……而且，發達的債信文化是金融體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認為，文化與金融相結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為貨幣文化、信用文化、票據文化以及金融企業文化。陳志武(2006)探討了金融技術、經濟增長和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化，特別是家庭和社會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社會的金融技術發展;中國傳統社會因金融市場不發達，即為克服金融的不發展而內生出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在他看來，包含金融技術在內的金融發展影響到各國的文化內容。秦池江(2006)指出，現代金融和現代金融文化孰為因，孰為果，就如雞和蛋一樣無法說清。總之，發展現代金融的同時必須也發展現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現代金融。

　　從上面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無論是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對文化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他們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發展的文化多是社會資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語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難量化，而且有些數據的獲取比較困難，因而關于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并不多。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國家，如意大利，為樣本來檢驗社會資本對某些國家金融發展的影響，因此，推廣性不強。國內的實證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國外文獻所定義的指標，如無償獻血率，來檢驗中國各地區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各地區的無償獻血率差別很大。因而，利用這一指標來反映中國各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并不是十分準確的。最后，在文化與金融發展的研究上，難以確定究竟是文化影響了金融發展，還是金融發展引導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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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在中國金融發展中已經且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對中國金融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整個社會變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中國金融發展。但是當前中國金融發展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如腐敗，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缺乏對文化的重視。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毫無疑問它也會影響到金融的發展。可以說，中國目前并不缺乏先進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種各樣的法律制度，但是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主要的融資方式，資本市場發展不活躍，特別是經常發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尋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說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內核之一信用在發揮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但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發展忽視了誠信原則。事實上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是特別強調信用的作用的，因而，當前中國金融發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種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進一步推動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和發展，務必要先將信用和市場文化建立起來。

　　早期的學者在分析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時研究了宗教對金融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認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義不同，從而對金融發展產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貸獲息，中世紀時反對高利貸的思想達到頂峰，直到16世紀才漸漸放松禁令;伊斯蘭教自始至終嚴禁高利貸;而佛教不僅允許放貸取利，而且對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確規定。正因為如此，伊斯蘭銀行和金融業的發展至今還比較緩慢;歷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區金融發展未受太多約束;基督教對高利貸政策的演變反映了金融發展具有階段性(魏悅，2004)。

　　以后的經濟學家更側重于研究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有關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沒有論及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只是最近幾年才有學者開始從文化角度論及金融發展。他們主要闡述了文化如何影響投資者權利的保護，進而影響到各國金融發展的差異;文化如何影響各國的公司治理;文化對個人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社會資本、信任、關系等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以及綜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發展，增進經濟績效。

　　Stulz和 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語言作為文化的替代變量檢驗了它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文化與投資者權利保護相關，特別是對債權人的保護表現很顯著。宗教在解釋債權人權利保護的國別差異上要比國際貿易、語言、法律起源這些變量的力度強;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對債權人的保護沒有其它國家好。不過。文化對股東權利的保護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但總體而言，宗教和語言能表明一國如何實施各種權力保護投資者，進而影響金融發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認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釋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異，公司治理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他們根據Stulz和Hofstede的分類法把所研究的樣本國家劃分為英語國家、西歐、東歐、遠東、拉丁美洲、非洲六種文化區域和不列顛人、日耳曼人、北歐人、更發達的拉丁美洲、不太發達的拉丁美洲、亞洲以及亞洲東部國家七類文化區域，并根據LLSV所創造的衡量投資者權利保護的反董事權利指數和債權人權利指數，考察了文化分類與投資者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發現普通法國家的反董事權利指數要高于大陸法國家的各個指數，而按文化區域分類的國家在對債權人的保護上沒有什么區別。

　　Kanatas和 Stefanadis(2005)更是明確研究了文化、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文化既是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場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通過構建模型實證檢驗證實了：(1)社會越道德，即腐敗越少，產權越強大，經濟增長率越高，同時，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強調宗教信仰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越高，金融發展水平也越高;(3)實行新教的國家更容易建立強產權的法律體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相應要高一些，金融體系也更發達一些;(4)產權保護不強、腐敗水平比較高的國家相比于那些強產權和腐敗水平低的國家更容易實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與此同時，宗教信仰越強的國家越不會選擇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Guiso Luigi、Sapienza Paola和Zingales Luigi(2004)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個人(家庭)更愿意投資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現金方式進行投資的數量非常少，因而這會影響金融發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會資本對秘魯的集團銀行業的影響。他發現，社會資本越高的地方，貸款償還率和儲蓄率越高，儲蓄所產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會資本能夠區分是因為道德風險還是因為個人所面臨的真實不良沖擊而造成的違約。同時，他還發現，文化異質性和地理擴散性可以解釋借貸行為，一般地，那些擁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較近的群體之間所發生的借貸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 (2001) 利用48個國家1980-1994年間的數據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結構、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在考慮了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宏觀經濟穩定，特別是法律法規后，信任也都與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場相關。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越發達，利差和管理費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信任還可以替代正式制度發揮其作用。

　　Allen、Qian Jun和Qian Meijun(2002)以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利用有關數據把中國的企業劃分為正式部門(國有企業和公開上市的企業)和非正式部門(所有其它企業)，他們發現，非正式部門的法律機制和金融機制都沒有正式部門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長得快一些，在他們看來，這是因為在非正式部門中存在著非正式的融資通道和治理機制，如聲譽和關系等，在支撐該部門經濟的高速增長。

　　Garretsen、Lensink和 Setrken(2004)研究了社會規范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發現，社會規范會對股票市場資本化產生重要影響，不過對銀行的信貸供給影響不明顯。總之，他們認為，社會規范總體上能夠解釋金融發展，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國內研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文獻比較多，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是論述儒家文化對整個東亞經濟的影響。但從文化的視角研究金融發展的文獻還比較少。目前，金融理論界對于文化的研究滯后于中國金融改革的發展步伐。

　　盡管如此，國內學者還是從四個方面研究了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響金融發展;二是社會資本與中國金融發展的關系;三是文化對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四是金融文化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影響。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與中國中央銀行制度之間的關系，認為，中國金融發展緩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別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經濟主體的金融意識淡薄，給中央銀行的制度變遷帶來了巨大阻力。具體而言，一是金融意識淡薄導致中央銀行的宏觀貨幣政策傳導缺乏微觀基礎;二是金融意識淡薄阻礙了金融企業形成自負盈虧的風險分擔機制，使得中央銀行實際上成為企業、商業銀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種風險的最后承擔人;三是金融意識淡薄使金融制度變遷的市場需求不足，而必須由政府強制供給，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權的中央銀行制度。

　　張俊生、曾亞敏(2005)和盧燕平(2005)利用Guiso Luigi、Sapienza Paola和Zingales Luigi(2004)所選擇的無償獻血率代表社會資本，實證檢驗了社會資本與中國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在我國的金融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資本與中國各地區的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執行質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變量后，結果仍然比較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