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匯率沖擊會引發跨國企業的邊界和生產的區位決策排序發生根本性轉變。升值幅度越大，則原有決策改變的程度越大;在相對微幅的升值和整個貶值區域，匯率沖擊只是起到調整決策轉換閥值的作用(如超前或滯后)，而原決策轉換排序保持不變。

　　本文選自：《中國物價》是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主辦的國家級專業學術刊物， 全國經濟類核心期刊(月刊)，國內外公開發行。雜志主要傳播政府部門有關價格的政策信息，分析價格變動趨勢和市場行情，為各級政府的有關部門和企業決策者提供參考，也為理論界提供政策和理論研究的平臺。雜志采用國際標準大16開精美印刷，內文80頁，每期約18萬字。

　　《中國物價》除繼續保持政策和理論研究的權威性外，將努力貼近市場，對國際國內市場價格走勢進行深度分析。雜志主要內容有：國內價格總水平、各類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專題研究;電力、石油、煤炭、糧食等重要行業價格監管研究、市場價格變動情況分析;住房、汽車、家電、計算機等市場行情及價格分析;資本市場(證券、期貨)和貨幣市場(利率)專題研究;各種消費品批發、零售市場行情及價格變動分析;國際市場各種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研究和國際貿易爭端中價格因素的分析;國外價格理論及政府價格管制方法借鑒;其它與價格有關的經濟分析和經濟學基本原理探討等。

　　一、引 言

　　21世紀初，以Melitz的“貿易對行業內資源配置與生產率的影響”一文為標志，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開始呈現出基于異質企業的研究新動向。Baldwin把基于異質企業的一系列貿易研究成果統稱為“新新貿易理論”[1]。這一領域被稱為是繼新貿易理論、貿易與經濟增長理論和利益集團與貿易政策之后國際貿易領域新的研究焦點論文下載。

　　目前，在新新貿易理論框架下，基本形成兩大體系：一類是以Melitz為代表，著重將企業生產率差異納入新貿易理論，并以此分析企業商業模式選擇。其中，Melitz以克魯格曼的差異化產品、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模型為基礎，通過引入企業的異質性來解釋國際貿易中企業的差異和出口行為，為企業生產率差異納入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理論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進一步考慮跨國企業建立海外分公司的決策，即企業以出口還是FDI的形式進行國際化。其研究表明企業究竟是選擇出口還是FDI行為，是由企業的生產效率預先決定的。只有生產率最高的企業才會選擇FDI，生產率處于中等水平的企業選擇出口，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只在國內市場銷售[3]。Bernard等將異質企業與新貿易理論以及產業間貿易有機結合起來，關注貿易自由化下，企業、國家和產業如何相互作用，資源如何通過企業在產業內和產業間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產業內貿易、產業間貿易、同行業內異質企業(出口與不出口企業)的效率差異、貿易自由化與收入分配的關系等諸多問題[4]。

　　新新貿易理論框架下的另一條脈絡是研究企業內生邊界的決策。主要是以Antràs為代表，將新制度經濟學的不完全契約思想納入一體化和外包的商業模式選擇中。這是國際貿易理論借鑒其他領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產物。其中，Antràs將GrossmanHartMoore產權分析方法的企業觀點和HelpmanKrugman的貿易觀點結合在一個理論框架下，提出了一個基于企業邊界的不完全契約模型分析跨國公司的定位和控制決策，強調了資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在企業國際化過程決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則將 Melitz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業內生邊界模型進行結合，進一步考慮“不完全契約的摩擦亦存在一體化企業內部”、“生產中存在兩種投入品”的情形，探討契約的不完全性對異質企業邊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內包(insourcing)倡議選擇的影響，為研究企業全球化和異質企業的組織決策提供了全新的視角[6]。他們提出：低研發密集度行業中，高生產率企業傾向做外包，較低生產率企業傾向做內包;而高研發密集度行業中，生產率最高的企業傾向對外一體化。次之，傾向做外包。再次之，則傾向國內垂直整合。最低生產率企業，傾向做內包，甚至退出市場。該模型很好地解釋了現有的多種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則更進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種中間投入品、多邊不完全契約”情形下的企業生產模式決策[7]。Antràs和Helpman將他們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許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約摩擦，并允許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國家而異，提出契約制度的變化會對企業組織形式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觀點[8]。

　　近年來，國內相關領域的文獻主要是針對新新貿易理論的發展和演化進行文獻述評。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為代表的異質性企業線索[9-10]。如“國際貿易理論新動向—基于異質企業的研究”;“出口、投資與企業生產率：西方貿易理論的微觀新進展”(洪聯英，羅能生[10])。另一些研究則主要集中于契約制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考察[11-12]，如“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的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孔凡保[11]);“契約實施對國際貿易影響研究評述”(張杰，劉志彪[12])。還有一些研究則同時對新新貿易兩個研究體系進行介紹[13-14-15]，如“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生產方式：文獻綜述”(盛斌，馬濤[13]);“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的新發展：基于企業異質性和不完全契約的視角”(唐鐵球，汪斌[14]);“產品內分工下西方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田文，劉厚俊[15])。

　　以上國內外有關新新貿易理論方向的研究文獻，基本上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大都忽視考察匯率的不確定性因素對異質性企業在商業模式選擇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這一研究視角，本文借鑒新新貿易理論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討論匯率沖擊因素對異質性跨國企業投資區位和生產模式決策的效應。與該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著重考察外部宏觀環境因素的變動(如匯率沖擊)對跨國公司生產模式和區位選擇的影響規律。其次，關注的視角不同。筆者立足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考察匯率沖擊對發展中國家“外資流”和由外包牽動的“貿易流”的相互影響，這對于目前匯率頻繁波動下的中國如何保持涉外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為研究匯率沖擊對跨國企業生產區位和模式決策的影響效果，本文采用兩階段的分析過程：第一階段，不存在匯率沖擊條件下，跨國企業的生產決策(包括區位和模式)。第二階段，引入匯率沖擊，再次考察跨國企業的生產決策變動。從中發現跨國企業如何隨著匯率沖擊的幅度和方向性變化做出有規律性的反應以及對研究對象國吸引“外資”和“外包”量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

　　根據跨國企業的運作模式，本文構建了一個從事跨國生產和銷售的多國框架：位于發達國家(國0)的研發企業;位于兩個發展中國家(國1和國2)的加工企業(兩國具有競爭性);國際市場，如圖1所示。位于國1的制造企業是本文研究對象。

　　圖3 發達國家研發企業隨匯率沖擊預期幅度

　　調整生產決策(ωσ1+σlnω)

　　圖3中，橫坐標表示匯率預期波動幅度，左側表示匯率升值，右側表示匯率貶值，越遠離原點，表示匯率波動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與π2o利潤曲線重合時的匯率預期波動幅度臨界值，Δq*2表示π1v與π2v利潤曲線重合時的匯率預期波動幅度臨界值。縱坐標表示不同效率的研發企業，效率越高則縱坐標越大。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將縱軸放大，其含義表示確定性下(匯率沖擊為零)研發企業的生產方式最優決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與不同程度和方向匯率沖擊下的決策排序結果做以對比。

　　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沖擊幅度和方向，對發達國家研發企業的生產模式和區位決策確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影響。總體上看，匯率沖擊(不論方向如何)，在本質上不改變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決策排序結構：低效率研發企業選擇留在國內發展，中等效率研發企業選擇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發企業則選擇一體化合作。不過，如果站在匯率沖擊國的角度看，匯率預期升值的情況下，國際合作業務陸續轉移到其它工資成本更高的競爭性國家。并且，具體路徑是“先外包轉移，后直接投資轉移”。這種選擇的結果在確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發企業的決策排序在匯率沖擊下還是出現了明顯變化。

　　另外，匯率沖擊還影響到決策轉換閥值點的位置出現具有一定規律性的調整。具體地，隨著匯率預期漸進貶值，決策轉換閥值點θ1和θ2均前置，且貶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關于決策閥值點位置的判定比較復雜，取決于兩個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工資差異的大小。具體地，當相對工資水平滿足ωσ1+σlnω時，決策閥值點的調整路徑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體化)→不變(外包)，前置(一體化);當相對工資水平滿足ωσ1+σlnω時，此時的決策閥值點調整路徑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體化)→不變(外包)，后置(一體化)。由于篇幅所限，相應圖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結論

　　首先，隨著匯率沖擊幅度和方向的不同，發達國家研發企業調整其生產決策呈現一定的規律性。當預期匯率趨向貶值時，國際外包的業務量將不斷萎縮，而直接投資相應擴張，此時，從事跨國經營的研發企業增多;當預期匯率趨向升值時，國際合作業務將陸續轉移到其它工資成本較高、匯率相對穩定的競爭性國家，此時，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效率門檻因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對工資差異度而出現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據沖擊幅度和方向的差異，匯率波動對研發企業生產決策可能產生兩種不同性質的影響：一是從受到匯率沖擊的發展中國家看，與確定性情況相比，當匯率升值幅度較為顯著時，升值導致的利潤損失將抵消該國工資成本比較優勢帶來的利潤空間，匯率沖擊會引發跨國企業的邊界和生產的國際區位決策發生根本性變化。升值幅度越大，則原有決策及轉換排序改變的程度越大。二是當匯率沖擊處于相對微幅的升值和整個貶值區域，匯率對成本的降低作用將與該國工資成本的比較優勢相互疊加，更加強化了原有的決策轉換排序，此時的匯率沖擊只是起到調整決策轉換閥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滯后)。

　　總體上看，一國貨幣升值會導致該國參與國際機會趨向減少，國際業務量相應地轉移到其“競爭伙伴國”，具體路徑為“先外包轉移，后直接投資轉移”。隨著升值幅度加劇，該國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資都將陸續被“擠壓”。相反，匯率貶值可能會導致該國國際機會趨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資對外包業務(及其產生的貿易)產生一種“替代效應”。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目前正處于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通道，盡管擁有勞動力成本廉價的比較優勢，在升值的幅度問題上還是需要審慎對待，這對于維護我國“貿易流”和“外資流”的可持續性以及勞工的穩定就業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