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與廣泛適用，推動著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催生各類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不斷涌現，給市場競爭模式、產業組織結構以及經營者具體商業行為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數字經濟下以平臺為中心的商業模式擴展了相關市場上以商品基礎功能為主的商品功能疊加競爭，雙邊或多邊市場下的跨市場競爭與融合以及非對稱性定價結構等情況越來越復雜，給現行的以單邊市場上商品單一功能及其價格變化為主的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帶來諸多挑戰，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局限性凸顯。為及時回應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問題，應在厘清相關市場界定基本邏輯的基礎上，回歸對用戶需求替代變量的檢視，在價格變量逐漸弱化的同時，將用戶注意力、數據及商品質量視為相關市場界定中的重要變量，并結合用戶需求替代發生的具體場景，重視個案中相關市場界定的精準化分析。數字經濟領域市場競爭方式逐漸由傳統價格競爭轉向用戶注意力競爭和數據競爭，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把握和持續爭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競爭優勢及其維持，經營者為了在注意力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必須高度關注用戶需求，不斷優化升級商品質量，增值疊加商品功能，因此相關市場的界定必須考慮以用戶需求替代為基礎的用戶可轉向范圍和數據轉移成本，以體現數字經濟下個性化、定制化、精細化特征對反壟斷法適用的影響，同時凸顯用戶偏好在需求替代分析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數字經濟;反壟斷法;相關市場界定;需求替代;非價格要素

　　一、引言

　　隨著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人類經濟社會組織形態和日常生活消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改變，數字技術及基礎設施已經深嵌于人類經濟社會結構和治理之中，數據已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和核心原料[ 1 ]。在數字經濟促進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給反壟斷法適用帶來巨大挑戰，尤其是用戶多歸屬、網絡外部性、平臺多邊性及跨界動態競爭等特征的出現，增加了界定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難度。

　　譬如，在被譽為國內互聯網反壟斷第一案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訴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案”(以下簡稱“奇虎訴騰訊案”)中，一審法院①和二審法院②在相關市場界定要素的選擇上產生分歧，引發各界對互聯網反壟斷案件相關市場界定熱烈且持久的討論[ 2 ]。同時，域外的谷歌收購雙擊案[ 3 ]、美國運通卡案③等經典案件也反映了對互聯網領域反壟斷法適用中相關市場界定及其方法選擇的討論。

　　這些案件引發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問題的激烈討論。為解決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的難題，首先需辨識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主要挑戰，其次要解析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在數字經濟場景下的適用困難及現有對策，最后圍繞數字經濟自身發展特征及相關市場界定方法應用情況，以效果分析為導向，改進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方法。

　　二、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主要挑戰

　　現實中任何市場競爭行為均發生在一定的場域內，在適用反壟斷法規制競爭行為時，通常需要界定發生爭議行為的具體相關市場，以此明確與行為人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范圍，并根據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上的份額，判斷行為人的市場地位。具體言，相關機構經由對相關市場的界定，評估涉案經營者的市場力量，對涉嫌限制、排除競爭之具體行為做出效果評估。然而，由于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反壟斷法適用起點的相關市場界定受到了顛覆性影響，面臨諸多挑戰。

　　(一)功能替代性視域下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窘困

　　在界定相關商品市場過程中，商品功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與工業經濟下商品主要功能相對單一和固定的情況不同，數字經濟下商品可通過更新或升級的方式在原有功能上智能增加新功能，形成多種功能聚合的復合性商品，從而脫離原有開發設計者的初衷在其他市場上實現優勢功能擴展，使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歪打正著”的跨界競爭成為常態。在這一過程中，經營者的成本與收益并非必然為正相關關系，流量和數據成為商品功能開發與實現的關鍵，在傳導效應的加持下動態競爭更為明顯，這給現行的依據商品功能——主要指某單一功能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方法帶來很大挑戰，具體表現在基準功能確定與替代性分析兩個環節[ 4 ]。

　　基準功能的確定主要是為厘定具有需求/供給替代關系的商品提供參照。在傳統工業經濟場景下，商品功能相對單一且存在相對穩定的物理形態，較容易明確商品的基準功能，并以此劃定相關商品的范圍。在數字經濟場景下，除傳統商品和服務的線上化外，其他以數據為內容的商品和服務都具有很強的功能復合性特征，基于需求方的不同偏好，復合性商品的不同功能體驗可以分別構成相對獨立的商品或者共同構成組合商品[ 5 ]。譬如以平臺作為整體提供服務內容的情形，就是由多個商品的不同功能構成一個組合商品，并由此形成一個商品的相關市場。當然，這種認識和解釋能否被廣泛接受還需做更詳細的研究，即互聯網平臺及服務能否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相關市場目前還未達成共識。在很多情況下，大多數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傾向于具體到發生競爭爭議的某一邊商品市場，如在對“奇虎訴騰訊案”的研討中，有學者認為需要結合實際發生競爭關系的事實，將案件界定為三個市場，包括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殺毒軟件及服務市場以及互聯網廣告市場[ 2 ]，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則是將相關市場界定為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由此可以看出，對平臺作為一個整體提供服務，并由此構成一個相對獨立市場的判斷目前尚未成熟。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應以現行反壟斷法適用框架和方法為基準，以具體某一商品功能的分析為前提，以此回應數字經濟下商品復合性特征對相關市場界定帶來的挑戰。

　　在實踐中圍繞如何對功能復合性商品進行合理且適當的定位，在深圳微源碼軟件開發有限公司與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壟斷糾紛一案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嘗試。原告訴稱被告濫用微信在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封鎖原告公眾號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法院認為原被告雙方爭議行為直接指向的“產品”是微信軟件所提供的公眾號服務，涉及的產品是“微信公眾號”而不是“微信”④，通過聚焦原被告雙方爭議的商品的具體功能來反向分析實現這一基礎功能的商品載體或者說商品形態，以此準確劃定相關商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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