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沒有極大的推進經濟增長，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經濟師論文：探究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借鑒。

 

　　前言

 

　　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到2013年，我國經濟都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實際GDP年均增速為10.0%.其中2001年經濟增速為8.3%,截止到2007年，經濟增速都在平穩上升，2007年達到頂值，增長率為14.16%.隨著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經濟開始逐步穩定回落，到2013年經濟增長率僅為7.67%.而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36463億元，比上年僅增長7.4%,201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76708億元，比上年僅增長6.9%.可以明顯看出自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始放緩，進入新常態。

 

　　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指出，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要適應新常態，隨后總書記多次提到“新常態”,并鼓勵我們要對經濟保持積極心態，而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并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生產要素等九個方面闡述了新常態下的經濟特征。此后“新常態”的概念開始普遍用于描述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

 

　　“新常態”并不是指持續低迷，一蹶不振的經濟狀態。綜合我國國情，其指的是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它涵蓋的是全新的經濟發展意義，是中國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宣示，它不僅分析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確指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同時也指出了轉型的動力結構(李楊、張曉晶，2015),其蘊含著經濟出現的新機遇、新條件、新失衡(劉偉、蘇劍，2014),而政府、企業、居民的新觀念和新作為將成為經濟的依賴(金碚，2015)。

 

　　一、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

 

　　2014年進入經濟新常態以來，為調控經濟發展，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發生了較大轉變，運用了多種宏觀經濟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主要有凱恩斯的政府刺激需求、“一帶一路”計劃、互聯網加萬眾創新、弗里德曼貨幣供給理論、供給側改革等。

 

　　(一)凱恩斯的政府刺激需求

 

　　凱恩斯主義學派認為政府應當對經濟進行適當的干預，不能任其發展。而在需求與供給中，需求的調節是控制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更應該通過刺激需求來調節經濟。2008的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大幅度萎縮，我國經濟在2014開始面臨下行壓力，為調節經濟，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刺激需求成為了首要的宏觀經濟政策。

 

　　2014-2015年，我國政府刺激需求的具體政策主要有：

 

　　1、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刺激經濟需求的間接手段，其通過降低利率、增加基礎貨幣方式鼓勵開支和借貸，以求得經濟恢復增長。金融危機以來，多數國家都采用了此政策調控經濟。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主要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隨著新常態經濟的進入，國外市場的萎縮和國內制造市場的技術創新短缺，使得出口大幅度下降，而為了將經濟增長動力向投資和消費方面進行轉移，提高兩者帶來的經濟增長率，我國在在2014-2015年間，在貨幣政策上進行了多次降息降準，而2015年更是歷行了五次降準降息。

 

　　2、減稅政策

 

　　通過減稅的方法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加大各要素投入，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恢復。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進一步擴展小微企業稅收優惠范圍，減輕企業負擔”;在2014年6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審議;2015年中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對部分文化服務出口、現行養老機構提供的養老服務免征營業稅，并對小微企業免征4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另外還將取消或暫停征收1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

 

　　(二)“一帶一路”計劃

 

　　“一帶一路”中“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是2000多年的古絲綢之路，東起長安，西至羅馬，是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的交流通道。“一路”是秦漢年間形成的與西方來往的海上通道。而現今所指的“一帶一路”由習近平同志提出，并賦予了其新的含義，它是指中國與相關國家積極發展經濟溝通，促進各方面的交流，成為利益、命運、責任的共同體的新發展理念。

 

　　“一帶一路”計劃的思想源于馬歇爾計劃，可以說它是中國馬歇爾計劃的載體，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出復興歐洲經濟的策略，也被稱為歐洲復興計劃，它的主要核心思想是通過技術、金融、設備的提供援助歐洲各國經濟復蘇，美國輸出產能過剩企業，承但貸款風險，將美元推向國際化，給美國注入新的增長機會。而馬歇爾計劃的最終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歐洲經濟發展，促進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目前，中國與亞洲各國經濟狀況都顯示，“一帶一路”計劃是被各國所期望的，而從我國進入新常態以來，一帶一路計劃正在付諸實施，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在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人民日報社在2015年9月21日在北京舉辦了“2015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2014年10月24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北京成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全部確定為57個;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同志宣布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投資項目，而截至2016年3月19日，中國鐵建已在“一帶一路”沿線37個國家設有境外機構或擁有項目，在建項目111個，合同額151.1億美元。

 

　　(三)“互聯網+”與萬眾創新

 

　　“互聯網+”是指充分運用互聯在企業采購、生產、銷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或將其運用到社會經濟的各領域中，提高整體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互聯網+”的跨界融合、創新驅動、重塑結構、尊重人性、開放生態、連接一切等特征決定了其在經濟運行中的高效率。

 

　　而互聯網所要“+”的正是各個傳統行業。目前互聯網在商貿、金融、通信、交通等領域都充分發揮了其優勢作用，顛覆了其行業發展，給行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2015年“雙十一”中僅淘寶就獲得了912.17億的成交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更是促成了一個新的金融行業，為大眾提供了更多的投資理財選擇，并且門檻較低;互聯網通信也得到了普遍的運用，人們可以很方便的運用其進行語言、文字和視屏的交流;而互聯網交通更是使得交通效率大大提高，如滴滴打車等APP的運用。當然互聯網的運用也已經逐步向其他行業滲透，如教育、醫療、工業等。

 

　　在新常態下，“互聯網+”也得到了我國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李克強總理2015年7月4日簽批了國務院日前印發的《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而互聯網的發展是為大眾創新、萬眾創新提供了新平臺。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國創新相對缺乏，而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瓶頸，創新是最大的動力。鼓動大眾創新、萬眾創新可以說是新常態經濟下的引擎，能夠讓中國經濟再次騰飛。2015年6月1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全面、系統的闡述了創新意義、思路、機制等問題。

 

　　(四)弗里德曼的貨幣供給理論

 

　　貨幣供給影響著經濟的運行，而弗里德曼的貨幣供給理論主要研究的是影響貨幣供給因素，而新常態經濟下，我國的貨幣政策也發生了新變化。為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2013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性、連續性的同時，有序推進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2013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用好增量”與“結構優化”的措施，引導、推動重點領域與行業轉型和調整、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發展消費金融促進消費升級、支持企業走出去等等

 

　　(五)供給側改革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相對立，需求側管理認為是需求方的問題導致了經濟下行，因此從需求一方進行刺激經濟增長，而供給側改革認為是供給方出現了問題導致經濟萎縮，因此應該從供給方一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我國經濟的減速主要是結構性減速，而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收入分配結構上，結構的問題導致了供給與需求出現了較大的不匹配問題，因此要從供給這一端進行調節，這樣能夠優化經濟結構，增加創新力，而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主要是推進第三產業的發展，調整生產性消費品和生活性消費品的結構，在經濟增長動力上，生產結構要適應內需，而增長方式由投資、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經濟增長。

 

　　二、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

 

　　總的來說，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沒有極大的推進經濟增長，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4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國內生產總值為63.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根據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2014經濟發展成績主要有以下體現：就業方面，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高于2013年的1310萬人。經濟結構上，經濟增長中消費的貢獻率達到51.2%,占了一半，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48.2%,高于2013年的46.9%.人民生活水平上，居民消費價格僅上漲2%,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2%;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32萬人。

 

　　201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萬億元，較上年增長6.9%,在合理區間范圍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上升為50.5%,經濟增長中消費的貢獻率為66.4%,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進展。互聯網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在人民生活方面，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4%;去年末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增長8.5%,新增4萬多億元;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442萬人，可以看到人們生活得到改善。

 

　　三、總結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也發生了轉變，本文對2014-2015年的凱恩斯的政府刺激需求、“一帶一路”計劃、互聯網加萬眾創新、弗里德曼貨幣供給理論、供給側改革等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總結，雖然這些政策并未取得較大的GDP量上的增長，但在其質量上還是取得了一定成就，并給中國經濟的軟著陸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經濟已經開始由粗狂型增長轉向了集約型的增長，更注重創新、質量和效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熟知的數量型指標正發生著向下的變化，而我們過去比較陌生且重視不夠的質量、效益型指標正發生著向上的變化，與此同時，改革在不斷穩步推進。

 

　　參考文獻：

 

　　[1]劉偉，蘇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調控[J].經濟科學，2014,04:5-13.

 

　　[2]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濟研究，2015,05:4-19.

 

　　[3]金碚。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5,01:5-18.

 

　　[4]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

 

　　[5]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