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知道，經濟學最重要的假設就是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其實，人的理性假設是客觀存在的，經濟學只是發現了它，并不是創設了它。人不僅在進行經濟行為時是“理性”，在實施任何其它行為時也是“理性”。也就是說，“理性”只是人本身的一種決策機制，它決定人們如何做出決定，做出何種決定。我們的有些決定是理性的(通常認為是正解的決定)，有些決定是感性的(通常認為是錯誤的決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能相對于某一個人來說，不能相對整個社會來說。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建設,經濟

　　因此，本人認為人在實施違法行為時，也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說違法主體也是具有理性的利益主體，他在實施違法行為時，也會有成本與收益的考慮。如果他看到違法的成本低于其違法收益時，他會繼續實施該違法行為。法律在確定違法主體的法律責任時，就必須使違法成本高于違法收益。

　　如何才能保證違法者違法的成本高于其違法的收益呢?首先，我們應該準確地分析違法行為可能帶來的各種成本。違法成本指的是組織或個人在實施違法行為后所應付出的代價。一個違法行為往往存在著兩種成本。一種成本是指違法主體在實施違法行為時所考慮的、法律強加于其身各種“處罰”，另一種成本是指違法行為客觀上造成的影響或損害。法律的目的是通過明確前一種成本(即法律責任)，來防止后一種成本的產生(預防功能)或彌補后一種成本(彌補功能)。由于經濟違法行為顯著的負外部性，它不僅會造成個人成本(對個人利益的損害)，還會造成社會成本(對社會利益的損害)。所以經濟法在進行成本彌補時，不僅要彌補個人成本，還要彌補社會成本。由于經濟法是以社會本位為主導的，它更注重的是社會成本的彌補，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會忽視個人成本。例如，反壟斷法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民事責任就是一種對個人成本的彌補。經營者在實施壟斷行為時，不僅會直接損害其它經營者與消費者，還會對整個市場秩序與競爭機制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在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后，整個社會會因此而增加一種風險：即其它經營者可能進行的仿效。所以，這種風險也是一種社會成本。我們知道，彌補是指使受損害的利益恢復到違法行為發生以前的狀態。反壟斷法在彌補違法行為造成社會成本時，采取的是表現為“懲罰性”賠償的“少額”賠償。雖然這種賠償額高于壟斷行為所造成的、直接的、可見的損害，但是相對于壟斷行為對市場秩序與競爭機制所造成的損害，以及給社會帶來的“仿效”風險而言，這種賠償是不足的，是“少額”的。

　　人們之所以要明確責任，是為了“定紛止爭”，而各類紛爭實際上都與一定的利益相關。當某種利益獲得法律上的保護之后，它就被稱為法益。不同的法律保護不同的利益，即法益。為了使其所保護的法益不受侵犯，法律通常會確定侵犯法益后所應承擔的責任，而這種責任的確定必須符合該法律的宗旨。這種違反法律后所應承擔的責任被稱為法律責任。從法理上講，法律責任是指行為人違反法定義務后所應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后果。[1]而實際上，對義務的違反就意味著對法益的侵犯。由于各種法律所要保護的法益不盡相同，它們賦予其相對人的義務也就不盡相同，那么違反義務后所承擔的責任(即所稱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會不盡相同。

　　在確定違法者對其違法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時，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其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即損害結果)。在評估此種影響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個體主義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只會對與其直接交往的人產生影響，對第三人則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因此我們在考慮一個人的行為，或者兩個人之間的交互行為時，無須考慮所有的其他人。個體主義對民法的影響較深，最明顯的是合同的相對性。整體主義則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或者兩個人之間的交互行為，必然會影響到社會中的其它人，這種影響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可能是現實的，也可能是潛在的。

　　在考慮經濟違法行為的影響時，究竟應該從個體主義出發，還是應該從整體主義出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分析經濟法的立法本位和經濟違法行為的特征。首先，經濟法是以社會本位為主導的，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這是經濟法區別于其它傳統部門法的本質性原則。其次，經濟違法行為有其特殊性，即顯著的負外部性，這就決定了經濟法在考慮其主體的行為時，必須從整體考慮，不僅要考慮其行為的直接作用對象，而且還要考慮其行為的外部性，考慮其行為對不特定的其它經濟主體或者整個社會有機體、市場秩序的間接影響。比如企業間的合并，從民法上看，也就是說從個體主義看，是企業本身所享有的、自由的經濟決定權的行使，此種自由權利的行使，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就無可厚非。但是我國的反壟斷法卻規定，當企業間的合并達到一定標準時，必須向主管機構申報，不申報不得合并。從表面上看，這是對企業自由經營權的一種干涉，不過，如果從整體主義出發，從企業合并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出發，某些企業間的合并雖然短期看來沒有產生任何的不利影響，反而促進了規模效應，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合并可能會導致經營者的過度集中，獨立利益主體的減少，進而破壞市場原有的競爭狀態，損害市場秩序。所以，經濟法在對其主體的行為進行評估時，總是會以社會本位為指導，并注重經濟行為特有的外部性。

　　如前文如述，法律是為了使其保護的法益不受侵犯，才規定法律責任的。因此，法律在確定法律責任時，總是以其背后的利益為考量的。由于各個部門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不同，其法律責任也不盡相同。但是，我們這里所講的法律責任，不是指的如“罰款”等責任形式，而是各種具體的責任形式，從一定的利益考量出發，按照一定的邏輯組成的責任系統。就一個具體的部門法而言，它不可能只采取某一種責任形式，而只是對某一種或一些責任形式更加偏重，這種偏重恰恰是由其背后的利益考量驅使的。例如在反壟斷法中，罰款條款占整個法律責任條款的比例高達55%。因為反壟斷法要通過“罰款”這種責任形式，來保護競爭秩序——其背后的利益考慮。

　　經濟法責任不同于其它部門法責任表現在，其責任系統是行政類責任形式在先，民事類責任形式在中，刑事類責任形式在后，市場主體的責任在先，主管機關的責任在后。這不僅體現了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而且體現了經濟法先規制市場失靈，再控制政府失靈。例如，反壟斷法第46、47、48條規定的是罰款，第50條規定的是民事責任，第52、54條規定的刑事責任，同樣也是先規定了市場主體的責任，再規定主管機關的責任。因此，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表現在它具有獨立的責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