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二十國集團成員國為例，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的內生動態影響機制。研究發現，G20各成員國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出口商品貿易結構變化內生關系顯著，進口商品貿易結構變化對工業產業結構演進的作用明顯;工業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內生影響效應持續時間較長且逐步減弱;出口和進口商品貿易結構變化受到外部因素干擾較多，而工業產業結構演進所受外部因素干擾較少。具有較大貿易逆差的國家(或地區)應正確認識貿易結構與貿易赤字之間的關系，重視進口對優化工業產業結構演進的促進作用，同時考慮工業產業和貿易結構調整政策的長期效應，從而更好地推動工業產業結構演進以及貿易結構的合理轉型。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進;貿易結構變化;內生影響機制;二十國集團(G20);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

　　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持續推進，國際貿易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要作用愈加凸顯。蔡海亞和徐盈之(2017)的研究發現，貿易開放在加速工業行業部門轉型升級的同時，可進一步推進產業結構升級[1]。然而，近年來全球貿易環境日益嚴峻，國家間的正常貿易活動受到嚴重影響，可能會進一步制約產業結構演進。實際上，早在2009年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以美國和歐盟等為首的西方國家(或地區)就提出了“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議題，要求以中國和俄羅斯等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國減少出口并擴大進口。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國際貿易和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進入2017年，以美國為主導，在全球范圍內拉開了“貿易戰”的序幕。繼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之后，美國又于2018年3月要求重新談判商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條款，釋放出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戰”信號;2018年5月，美國宣布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同時相關國家也采取了對美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的應對手段;盡管美國和歐盟在2018年7月表示愿意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但前景仍未趨于樂觀。特別是在2018年8月底，美國總統再次做出退出WTO的威脅，并不滿足于歐盟免除美國汽車關稅的提議;9月10日，美國與歐盟的貿易談判以無任何進展的結果而告終。

　　2017年8月以來，美國先后對中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以及鋼鋁產品發起“301調查”和“232調查”;2018年6月，美國宣布對中國的500億美元和2 000億美元商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中國被迫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2018年9月18日，美國駐華使館發布“總統聲明”，稱美國將從該月24日起對大約2 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額外關稅，生效后的關稅稅率為10%，從2019年1月1日起，關稅將增至25%。針對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國商務部也于9月21日發表談話，稱將不得不對美國進行同步反制。受到美國世界范圍內“貿易戰”的影響，國際貿易和經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在此形勢下，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乃至產業結構演進模式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研究表明，以中國為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在減弱，進口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在進一步增強，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谷克鑒和陳福中，2016)[2]。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通過構建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二者之間的內生動態影響機制。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具有一般性，筆者選取了全球最大的20個經濟體——二十國集團(G20)為研究對象。根據郭凱明等(2017)的研究，國際貿易對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演進影響較大[3];同時考慮到G20成員國中工業部門貿易產品所占比重較大等因素，本文將重點討論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的內生作用機制。

　　一、文獻綜述

　　對于特定國家(或地區)而言，產業結構演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為重要，兩者具有明顯的同步內生性(王勇，2018)[4]。在開放經濟視角下，產業結構演進首先對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結構產生作用，再進一步作用于其他各國經濟。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可以表述為貿易結構是產業結構在空間范疇上的延伸(袁欣，2010)[5]。一個國家出口產品的種類及數量取決于該國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在滿足國內市場消費需求后的剩余;而該國國內進口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也同樣取決于國內市場上相應產品的供給缺口。產業結構可綜合反映一國所擁有的要素稟賦以及對應要素的利用方式，而貿易結構則可以通過進口與出口建立起“映射”關系(袁欣，2010)。李準曄(2005)將中國分為八大區域，分析與東亞經濟體間的貿易決定因素，其中特別強調了中國產業結構相對高級的東部地區存在較為獨立的有別于其他地區的貿易結構[6]。產業結構演進以及調整引發貿易結構的變化，從而會改變貿易的規模以及流動的方向。

　　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常取決于生產要素結構差異以及對應的要素豐裕(Factor Abundance)程度，因此不同產業部門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往往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以中國為例，研究表明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存在較高相關性;特別地，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存在負相關關系，而資本密集型行業則為正相關關系(李磊，2000)[7]。勞動密集型部門的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之間的交互影響，通常可通過勞動力要素的投入，以及對應的產出和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結構反映出來。程國強(2004)分析了以農業部門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產出增長和結構變化的相互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貿易可以提高生產部門競爭水平，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對于促進相關產業部門的產業結構調整具有重要作用[8]。

　　此外，帥傳敏(2009)的研究也指出了要素結構差異，是影響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9]。相對于勞動密集型部門出口對于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資本密集型部門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通過進口以實現技術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s)”或“擴散效應(Diffusion Effects)”等提升相應產業部門的產出，改變原有產業結構(Kokko，1994[10];Xu，2000[11]等);而發達國家(或地區)則可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并可通過產業轉移等方式，降低成本，從而對本國(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帶來一定影響(Hall和Jones，1999)[12]。事實上，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時間滯后性，貿易結構變遷推動產業結構演進的先導效應僅在長期有顯著反映，而對應的短期效應則不明顯(李榮林和姜茜，2010)[13]。反過來看，產業結構演進對貿易結構變化的作用則反映為對國際市場上產品的供給以及國內市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常引致貿易結構失衡變動，從而導致國家間的經濟失衡(劉兵權和彭菲婭，2008)[14]。除了特定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相互關系的差異外，兩者之間的交互影響過程還表現出動態性的特點，但鮮有文獻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注釋：

　　①本研究中所指二十國集團，即由八國集團(G8)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羅斯;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澳大利亞和南非;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以及發達國家韓國和土耳其構成，即簡稱G20(Group Twenty)。為了盡可能多地將歐盟成員國樣本納入進來且保證較長的研究區間，本研究主要考慮“歐盟十五國”所包含的國家。由于有的國家既是G20成員，又是“歐盟十五國”成員，因此所得到的樣本國家共包括30個國家，即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加拿大、中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印度、印度尼西亞、愛爾蘭、意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葡萄牙、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國和美國。

　　②如果一個時間序列不平穩，但經過一次差分后變平穩，則稱原序列是一階單整的，記為I(1)。

　　參考文獻：

　　[1]蔡海亞，徐盈之.貿易開放是否影響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10)：3-22.

　　[2]谷克鑒，陳福中.凈出口的非線性增長貢獻[J].經濟研究，2016(11)：13-27.

　　[3]郭凱明，杭靜，顏色.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因素[J].經濟研究，2017(3)：32-46.

　　[4]王勇.產業動態、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18，17(2)：753-780.

　　[5]袁欣.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域產業結構：“鏡像”與“原像”的背離[J].經濟學家，2010(6)：67-73.

　　[6]李準曄.中國各地區對外貿易的決定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2005(8)：116-127.

　　[7]李磊.中國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00(5)：59-62.

　　[8]程國強.中國農產品出口：增長，結構與貢獻[J].管理世界，2005(11)：85-96.

　　[9]帥傳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美農業貿易潛力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9(7)：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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