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農大教授文利新在政協會議上炮轟用SCI論文發表論文數量作為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SCI論文發表是什么?它的全稱是“科學引文索引”。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囿于國內學術研究的落后狀況，首先將其運用于評價科研人員的成果之上。如果說SCI論文發表完全反映不出論文的學術價值，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被SCI收錄的文章，都經過相當嚴格的同行評審，而且SCI對論文引用次數都會進行跟蹤，從而反映出相關研究者對該文的重視程度。國外高校在評價學者時，也會考慮其發表論文的篇數和期刊的重要性。

　　國內學者對SCI論文發表論文數量的追捧，有著復雜的現實原因。首先，雖然我國高等教育、科研事業迅猛發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數據表明，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10%，而世界經合組織(OECD)34國的平均值達到了27%;中國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口比例只有每千人1.8人，少于歐盟的6.4人、韓國的9.5人、美國的9.7人和日本的11.0人。在科研基礎不厚實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刊發出大量高質量、受國際重視的科研文章并不現實。況且，在以使用英語為主流的國際學術期刊之中，西方學者也難免對來自中國的論文存在偏見。因此，中國的科研論文在數量上的爆炸性增長和在質量上的乏善可陳，是科研事業發展的必經階段。

　　其次，文章價值評估的不確定性，也是學術界追捧SCI論文發表數量的重要原因。科研成果是高等教育投入的“輸出”，與高等教育的“輸入”高考制度，有不少可比較之處。和高考分數一樣，雖然SCI論文發表的文章數量作為評價標準爭議很大，但勝在“客觀”，摒除評審者主觀喜惡對資源分配的影響。而科研成果的評判，比判斷一個學生是否能進大學要困難得多：有的論文可能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數的學者能讀懂，更少人能明白其重要性;而有的論文可能被當今學術界棄如敝屣，卻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后被視為珍寶。在我國，掌握后續科研資源分配的行政部門，往往對細分專業的認知有限，難以對各項研究質量作出可靠的判斷。所以，用SCI論文發表數量來作為公平的衡量標準，如高考一樣，是“最不壞”的一種選擇。

　　高考分數成就了應試教育的篩選體制，結果是人才選拔方面出現偏差，但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高考這個形式。同樣，SCI論文發表作為一項評判標準，造成了一些科研成果篩選的偏差，卻也并不是科研事業問題百出的根本原因。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學科研究，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生產一個工業品。作為探索性事業，科學研究具有長期性、曲折性和不確定性，必然要經歷無數次失敗，還要依靠無法預估的靈感和運氣，才可能建立可靠的理論。大學急于催迫學者“出成績”，非常功利地為科研論文的發布設立工業化“指標”，作為換取項目經費和經濟利益的標準，這本身就違背了科研事業發展規律。結果迫使學者追求論文數量放棄質量，甚至不惜以造假、抄襲來滿足發文的要求，形成學術腐敗的不良風氣。與其說SCI論文發表是造成學術評判體系扭曲的原因，不如說是我國大學普遍存在的浮躁學風催生了“唯SCI論文發表是瞻”的后果。

　　因此，取消SCI論文發表標準并不能消除當今學術界的惡習。不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不改變行政思維指導學術研究的狀況，取消了SCI論文發表也會代之以其他，結果還是一個樣。

如果您現在遇到期刊選擇、論文內容改善、論文投稿周期長、難錄用、多次退修、多次被拒等問題，可以告訴學術顧問，解答疑問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